六、冷戰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新發展
冷戰結束後麵對新的國際形勢，一些西方學者提出了新的理論觀點和模式，“文明衝突論”、“民主和平論”、“新帝國論”就是其中的代表。
（一）文明衝突論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在1993年《外交事務》季刊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的文章，提出了他的文明衝突理論，在世界各國的理論界引發了廣泛的爭論。1998年，亨廷頓在原有的基礎上出版了《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係統、完整地闡述了論證了文明衝突的理論。
亨廷頓的理論模式是用文明中心主義替代現實主義的國家中心主義。他認為冷戰後世界主要由7個或8個主要文明構成。它們是：西方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冷戰後國際關係的主要行為體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國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國家：美國、歐盟、中國、俄羅斯、日本和印度，將來可能還有巴西和南非……各種文明的權勢正在發生變化。西方文明正在發生衰落，它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力量所占的比重日益縮小，相反亞洲文明、伊斯蘭文明卻在壯大。西方文明將要受到所有其他文明的挑戰特別是儒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可能聯合起來挑戰。現代化不同於西方化，它既不會形成任何意義的普世文明，也不會導致非西方社會的西方化。
在現代化的驅使下，全球政治正在經曆一個沿著文明界線進行重組的過程。
具有相似文化的人們和國家正在聚合，而具有不同文化的人們和國家將日益分離。
由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界定的聯盟正讓位於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聯盟。文化社會正在取代冷戰集團。文明之間的斷層線正在變成全球正在衝突的中心地帶。一個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
亨廷頓呼籲西方社會團結一致，對方來自非西方社會的挑戰。為了防止文明核心國之間的戰爭，文明核心國應該避免幹涉其他文明的衝突，相互協商解決彼此文明間的斷層線戰爭，學會在複雜的、多極的、多文明的世界內共存。亨廷頓指出，“在正在來臨的時代，文明衝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戰爭的最可靠的保障。”
亨廷頓采用文明的視角來分析國際政治拓寬了人們的視野，文明之間的衝突與當今國際政治的表象也有相似之處。同種文明或文化的人們有著共同的話語容易相互理解與接近，不同文明或文化的人們對於同一事物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容易導致誤解與衝突。但是我們認為國家間的衝突決非文明的衝突，同一文明的國家間的衝突與戰爭屢見不鮮，不同文明的國家之間和平相處也是常態。亨廷頓過分誇大了文明的差異對全球政治的影響，但他提出的在國際社會中不同文明如何和平共處與共存的確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課題。
（二）民主和平論
民主和平論的說法由來已久。德國哲學家康德在1795年寫的《永久和平》一文中就預言在自由主義原則下產生的民主共和國之間將共享“永久和平”，因為共和政體的製約機製能阻止國家冒險進行戰爭，而非民主國家是否進行戰爭則全憑獨裁者不受製約的意誌。之後不斷有西方學者闡述類似的觀點以鼓吹民主，1983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邁克爾·多伊爾在《哲學與公共事務》雜誌上發表了題為《康德、自由主義遺產與外交事務》一文，正式將“民主和平論”作為一種理論提出來。冷戰結束後，“民主和平論”適應了當時西方國家外交政策的需要，成為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界的研究熱點。
民主和平論鼓吹者認為民主國家很少（或從不）發生戰爭，其原因有兩個：
其一是製度約束。民主國家政體中的分權和製衡原則使得外交決策責任多元化，外交決策是多方妥協的結果，從而能夠避免做出一些極端的決定。尤其是民主國家的選舉製度決定了政府要對民眾負責，而民眾一般總是反對戰爭的，因此民眾的反戰態度製約和防止了政府的戰爭政策。
其二，是文化的熏陶。民主國家內部戰爭進程總是表現為和平競爭和相互妥協，這種政治文化必然影響到其對外行為。所以民主國家之間發生摩擦與衝突時，就會遵循民主規範，相互妥協，不會訴諸武力。此外民主國家間在政治、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也大大降低了民主國家間戰爭的可能性。
戰爭的原因多種多樣，防止戰爭維護和平的途徑也不止一種。民主相對於獨裁專製而言，自然有利於和平，但決非民主就等於和平，否則就將紛繁複雜的國際關係簡單化了。冷戰後，民主和平論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民主輸出”、“人權外交”非常合拍，頗得一些西方政要欣賞，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但是當美國不惜采取武力的手段向拒絕順從的非西方國家輸出所謂的“西方民主”時，民主與和平就完全背道而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