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將來成為軍事大國，也仍會選擇利用日美安保體製“借力以坐大”。目前日本國內改明治維新以來“入歐脫亞”為“入歐入亞”和“脫歐脫亞”的思潮也證明了這一點。
總之，以日美同盟為基軸的外交大戰略（即維持現狀戰略）深合日本民族性和文明精神，它將為日本在21世紀的世界和東亞的生存和發展中構築起充滿彈性與活力的戰略空間。
二、日本對外戰略的基本框架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國內出現了戰略研究熱，許多日本的戰略研究者們經過反省和總結，在對外戰略調整的基礎上，提出了新世紀日本的對外戰略構想。
即：外交目標是追求建立以日美同盟為基礎的“太平洋國家”、以亞洲為出發點的“亞太國家”和以民政為核心的“普通國家”的新國家形象；外交坐標是以“歐亞大陸外交”為橫軸開展大國外交；外交姿態將由“內向性”轉為“開放型”，由“旁觀者”轉為“責任者”，由“被動型”轉為“主動型”；外交重點是美、中、俄關係。對美維持同盟，但將由“言聽計從”的追隨者轉為“建議和聯合行動”、“親美不從美”的自主者；對華，將以靈活的戰略思維、綜合型戰略、與日美並行不悖的態度，建立日中新型關係；對俄，努力打破僵局改善關係，以增大在地緣安全和政治上的選擇餘地。
日本作出上述戰略構想的目的：
●一是重新為“國家利益”定位，明確其外交方向。新時期國家利益是開放的和多元的，日本應在追求本國國家利益的同時尊重他國國家利益。對外關係應是多元的、多重的，通過與世界交往重建日本。
●二是對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產生質疑。在世界單極與多極的問題上，日本外交雖仍以日美同盟為重，但內心深處反對美國的單極統治。歡迎世界的多樣性，不迎合一極化。
●三是日本判斷未來國際形勢呈“三化”趨勢。日本1999年《外交藍皮書》明確指出，21世紀國際形勢發展的基本特點是威脅多樣化、國力多元化和經濟全球化發展。
●四是曆史證明日本外交必須立足亞洲。日本防衛大學國際問題專家西脅文昭對日本近代史作了精辟的總結：20世紀日本以“和魂洋才”在亞洲領先實現了現代化，隨著作為西洋的“看家狗”侵略中國和朝鮮，墮落為“洋魂洋才”，不久又敗於“洋魂洋才”的本家——歐美。戰後日本以“無魂洋才”實現了經濟大國，將政治擱置起來。當日本完成對歐美的趕超後變為“無魂和才”，出現了當前的混亂狀態。
由此西脅文昭得出“亞魂和才”才是新世紀日本的出路。
●五是從全局角度看，日本與亞太外交具有聯動性。從地緣政治考慮，日本認為其外交坐標應在亞太地區，作為海洋國家的日本，太平洋對日本的國家利益至關重要。日本外務省前政務次官粟山尚一說“21世紀日本外交所追求的目標不是將自己限定在亞洲，而是應著眼於海陸一體廣泛的亞太地區。”2001年9·11事件之後，日本的對外戰略雖發生了重大改變，強調日美同盟的外交重點，開展大國外交，但日本對外謀求世界政治大國地位的本質不會變，其根本目的就是借美國的力量來謀取亞洲的領導地位。
小泉政府以及小泉之後的日本政府實施的對外戰略基本內容有：
①強化日美同盟，謀求大國地位。積極回應美國政府提升日本戰略的舉動，一再強調日美關係的基軸定位，對美導彈防禦計劃（NMD）表示理解，對美戰區防禦係統（TMD）由研究階段提升到開發階段，全麵支持美國反恐。其目的：一是借美國來推動日本國內舉步維艱的改革。同時，與美為伍，處理外交難題。小泉政府麵臨多種外交難題：日中關係沉悶、日韓矛盾激化、日俄關係遲緩、日朝關係停滯。小泉政府欲借美國實施的以日美為核心的亞太戰略來影響和處理其外交難題，以日美為基軸謀求對亞洲外交的領導地位；二是利用美國政府對日改革的期待，減緩來自美國的經濟壓力。美國期望日本能承擔起穩定東亞經濟、牽引世界經濟複蘇的責任、擴大美國在亞洲的經濟利益、助美國經濟複蘇。但日美同盟並未在經濟領域形成協調關係，加上日本國內經濟蕭條已長達10年，實難擔此重任，隻能迎合美國，並承諾將日美同盟擴展到經濟領域，以緩減美國的壓力。
②大力開展反恐外交，突出日本的大國地位和作用。日本視此次反恐為謀取戰略利益的良機：一是洗刷海灣戰爭時“隻出錢，不出人，隻流汗，不流血”的惡名，以低成本獲得大收益；二是充當反恐先鋒，可在未來國際新秩序建設中占有一席之地；三是顯示日本的作用，擴大日本在國際社會的影響。為此9·11事件之後，日本的外交活動異常活躍，派出多名特使出訪沙特、伊朗等伊斯蘭國家，說服他們理解美國的反恐行動。同時，在上海“東盟＋3”首腦會議上，大談反恐，企圖充當亞洲的反恐領袖。1987年日本軍費開支首次突破1％的限額，其所作所為必然會引起世界尤其是亞洲人民的關注，從而影響到日本政治大國的確立和作用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