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影響日本外交戰略調整和實施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麵：
（1）日本的經濟實力相對其全球戰略目標有所不足，這將限製日本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政府奉行“吉田路線”，保持最低限度的防衛力量和軍事投入，利用冷戰、冷和平的國際環境，致力於國家的經濟建設，終於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超越英、法、德等西方國家的經濟實力，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雄厚的經濟實力使日本的政治欲望不斷膨脹，於80年代中期提出“國際大國”、“世界大國”的發展目標。90年代初，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達到占世界的15％，相當於美國的60％；經濟實力的增長使日本的政治欲望膨脹，提出按照各國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價值中5∶5∶3的比例，分享國際事務決策和管理權限的主張，謀求建立一個以美歐日三駕馬車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但是，建立在“泡沫經濟”的虛擬景象上的這一國際新秩序構想，顯然犯下了對本國實力地位估計過高、所設定利益目標過大的錯誤；謀求利益目標過大與本國實力相對不足的矛盾終將使日本在付出極大的機會成本之後，才能明白這樣一個簡單而明確的國際關係的基本原理。
（2）日本政治體製僵化而保守，已經不能適應冷戰後國際競爭的需要，也無法保證為國內的經濟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外部與內部環境
1993年，日本政局發生巨大變動，自民黨一黨執政的“55體製”瓦解，日本政治陷入動蕩局麵，到1997年，短短幾年內更換了六屆政府，自民黨雖重新執政，但已無法一黨獨裁，隻能聯合其他黨派組閣。政治領導能力的削弱使得日本錯失第四次科技浪潮——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經濟積重難返、一蹶不振，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經濟實力的科技進步方麵的差距逐漸拉大，1994年痛失“全球最具競爭力國家”的稱號。1991-1995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2.91％，日本僅為0.52％。2000年，日本經濟增長了1％，但好景不長，2001年又開始回升乏力，經濟增長率很難超過1％。日本股市應聲而落，日元彙率下挫，國際社會對日本經濟再一次喪失信心。顯然，日本問題不是單純的政治或經濟或科技等領域問題，而是綜合性、製度性、結構性等涉及全社會的問題。如何采取正確而有效的措施調整改造產業結構，以適應全球信息化的科技浪潮；如何改進更新製度疲勞的經營管理體製，以恢複經濟活力；如何政治改革，以創造有利於經濟複蘇的良好條件；如何調整對外政策，以順應國際民主化、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這是日本在進入21世紀以後麵臨的多元化課題。正如中國著名日本問題專家陸忠偉教授所說：在“其政治、經濟、行政、外交的改革完成之前，整個日本的發展就必然是‘漂流狀態’，或者說，它的政府多半是軟弱、不穩定及閉關自守的。”能否解決這些課題，關鍵取決於政府有沒有強有力的政治領導能力。
（3）日本國內的政治走向趨於右傾且保守，也將製約其對外戰略的實施
雖然走向政治大國已經成為日本的總體戰略目標，但並未得到舉國一致的認同。日本究竟要發揮何種國際作用？圍繞這一問題，日本國內存在著不同的主張和思潮。一方麵，從中曾根康弘的“政治大國論”到小澤一郎的“普通國家論”，反映了其爭當政治大國的共同誌向，另一方麵，武村正義的“小國論”則繼承了石橋湛山以來的“小國主義”和戰後以來的和平主義傳統；船橋洋一的“文明大國論”，則主張日本的國際貢獻應側重於非軍事領域。除這些主張外，日本還存在著左、右兩種更為激進的主張，即非武裝中立和平主義路線和軍事大國路線。
目前，日本國內新民族主義思潮的發展尤其令人關注。日本原本就是一個具有地理孤立性、民族單一性、文化同質性的島嶼國家，地緣和文化上的相對封閉性使之極易成為極端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滋生的土壤。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意識不斷膨脹，終於演變成為民族、文化上的沙文主義和政治、外交、軍事上的國家主義、軍國主義，結果把日本民族導入對外侵略的道路，不僅給亞太地區各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也使日本人民蒙受巨大痛苦。二戰以後，在民主改革的打擊下，日本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勢力一度淡出政治和社會舞台。隨著日本經濟的發展和大國意識的膨脹，打著民族主義旗號的日本右翼勢力又重新活躍在日本國內的各個角落。冷戰後，日本社會彌漫著對國際地位低下的反感，對政府外交受挫的不滿，對經濟前景的憂慮，對國家的失望，對政治遊戲的厭倦，逆反心理與憤世嫉俗等多種偏激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為極端民族主義的再次複興提供了機會和土壤。這種新民族主義，是在日本加速政治大國化的主觀意誌與經濟長期不景氣的客觀現實截然背離和劇烈撞擊的背景下產生的，是在日本國內各界各階層都抱有危機感、壓力感、發泄感的心理氛圍中滋長的，因而具有自下而上、無所不在的大眾性、庶民型的明顯特征，具有普遍性、長期性特點。這種新民族主義的蔓延和囂張對日本的政治和外交有著深刻的影響。薛君度先生就認為：日本“軍事主義的複活隻是時間問題而已”。“21世紀亞洲各國的心腹大患，恐怕還是日本軍事主義的複活。”新民族主義的心理氛圍和社會環境，極大地影響了日本國民的政治傾向和社會情緒，使“大多數人選擇了中間偏右的政策”。日本國民的這種政治傾向，對日本國家權力機構——執政黨、國會和政府機關——的政治力量構成和政治理念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1990年日本政府就提出了“變被動外交為主動外交，變小國外交為大國外交”的口號，並以積極主動的外交行動，盡量使多年積累下來的經濟能量轉化為擴大國際影響、提高國際地位的政治資源，增強對國際事務的參與能力和發言權。目前，日本國內“戰後出生的一代”已經登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等各界領導崗位或進入核心決策層，各界新一代領導人物大多帶有較強的保守主義政治傾向和價值標準，支持“普通國家論”，把“為世界的穩定與發展發揮主導作用”作為日本外交的戰略目標，認為日本“由於戰爭和戰敗，作為國家變得不正常了”，日本的新一代領導階層應該使日本“成為一個能使國民為之自豪的、正常的現代自由民主國家，並將這一特點體現到對美、對華關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