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外交戰略的理性選擇——“大國夥伴戰略”
（一）“大國夥伴戰略”的性質
冷戰結束以後的戰略夥伴關係最早不是中國提出的。還在1992年6月，俄美就簽訂《俄美夥伴和友好關係憲章》。但是俄羅斯這種寄希望於西方的願望落空。
俄羅斯民族主義力量上升，提出恢複大國戰略，在外交上與西方拉開距離，謀求同中國等發展關係，啟動20世紀90年代中期出現大國關係的磨合期。1996年4月葉利欽總統訪華，主動提出與中國建立麵向21世紀的平等互信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1997年4月，江澤民主席訪俄，中俄雙方發表《關於多極世界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聲明》。由於中國與俄羅斯雙邊關係的發展，率先建立麵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從而帶動了新的三角關係，美國和其他西方與中國也相繼建立麵向21世紀的戰略夥伴關係。克林頓政府時期，確立對華全麵接觸政策，美國因此於1997年10月確定中美共同致力於建立麵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
1996年底和1997年初，大國首腦會晤磋商增多，相互發表聲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與歐盟建立了長期穩定的建設性夥伴關係，同法國、英國建立起全麵夥伴關係，同東盟建立了麵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關係，與日本建立了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與中亞各國、加拿大、墨西哥和韓國也都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1997年下半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上半年印巴次大陸的核競賽，使中國與美國及西方大國的合作領域進一步擴大。
就本質而言，1996-1998年形成各種戰略夥伴關係，是一種不針對第三國、不搞對抗，推動平等合作的正常國家關係，是政治對話關係，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結盟關係。是冷戰後國際關係發展的良性互動，符合曆史發展潮流與人民的願望，世界各國人民對此寄予厚望。戰略夥伴關係是推動國際關係多極化的重要舉措，是推動國際關係良性互動的國家外交行為，勢必帶動其他國家外交政策的調整，因此對世界形勢穩定是有利的。戰略夥伴關係與戰略協作關係相比，沒有親疏之別，關鍵是雙邊關係的具體化需要有後續行動，需要有具體的條約對雙邊的義務作出規定，更需要承擔義務的國家履行自己的義務。國際關係曆史上不乏同盟關係，這種同盟關係都是有軍事相互援助的條款，因此往往引起其他國家的不安，因此也促使其他國家結成與之對立的同盟。這就會加劇國家之間的相互不信任，導致國際形勢的緊張。國家之間的協調合作關係，雖沒有具體的軍事條款，但是由於調整了雙邊關係中的利益衝突，勢必加強相關國家的戰略上的合作。戰略協作關係如果有具體的後續行動，特別是相關國家軍方之間的合作與協調，其作用不亞於同盟關係。
正是吸取了國際關係史上結盟關係的曆史教訓，因此中國在冷戰後與世界主要國家、國家集團所建立的戰略夥伴關係，主要是肯定對國際形勢的基本看法，雙邊關係的基本準則，而沒有具體的軍事條款。這有助於國際形勢朝著緩和的方向發展，而不會引起其他國家對應應急反應。即使是如中俄建立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美國也提出與中國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也屬於是推動國家關係的良性互動，有助於建立冷戰後大國關係的良性結構。也有利於中國更為順利地走向世界，使中國在這其中獲得更為良好的國際環境。
從具體的國家協作夥伴關係上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也是中國外交戰略的理性選擇。在中美關係上，首要的是要避免與美發生衝突，同時要加強與美戰略關係的基礎。中美兩國既分享重大的全球與地區共同利益，又存在著巨大的分歧和差異。過去20多年中國一直重視中美關係，推動兩國關係朝著不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方向發展，因為我們清醒地認識到中美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一直沒有降低，而一旦這樣的衝突發生，將使中國的發展水平倒退幾十年，中華民族就將蒙受難以彌補的曆史損失。在冷戰結束後的世界上，美國的戰略是如何保持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不受挑戰，而中國要發展和崛起也是曆史的必然，因而僅就國家利益而言，中美衝突的可能性上升了，中國可能是美國的戰略對手，但是，中美兩國擁有的共同利益、共同麵臨的全球化挑戰又迫使美國不得不把中國當做其合作夥伴。在這種衝突與合作因素並存的情況下，雖然駕馭中美關係的難度更大了，但是歸根到底，中美關係都將回到以“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為目標的正確軌道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