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夢筆（Carsten Herrmann\Pillath）
00序一：中國應重續低稅傳統00清代中國與同時代西歐之間一個最顯著的差異是，中國那時屬於低稅國家，而歐洲各國政府已被連綿不斷的戰爭推向一個國家占用社會產值的份額不斷提升的境地。現代民族國家的演化之所以導致一些國家可以在20世紀部署可怕的戰爭機器，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此。而中華帝國那時仍然疲弱無力，最終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潰於一旦。當時，中華帝國就連稀缺的公共資源也被西方列強所攫取。這可以說是另外一個原因。
西歐國家在上述方麵加強政府的作用，是特有的西方政治思想得以發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這一發展往往表現所謂“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觀經常發生分庭抗禮，而這又集中體現在20世紀下半葉兩種不同經濟體製的對峙：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或者說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尤其是諸如個人自由之類的價值觀的強大作用，是製衡日益強大的國家的力量。因此，為什麼中國沒有建立一個強大的本土傳統的自由主義，其中一個原因是強大的國家作為其對應物實際上並不存在。事實上，在清代，中國社會的成長速度超越了國家：傳統製度的形貌雖則尚存，但城市公民社會的作用日顯，自由市場充滿活力。儒家思想強化了這種趨勢，它強調在社會中體現輔助性原則，例如在重視家庭與公德。低稅製乃是政府所著意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的結果，如凍結地籍登記，並避免對商業活動征稅。
中華帝國有著一種獨特的政治結構。曆經20世紀的動蕩之後，通過事後觀察可以發現，這一政治結構奠定了兩千年之前一統文化和國家（body politic）的基礎。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其他政治體比中國存續得更為長久。對於當今世界，我們可以從這一觀察當中學到些什麼呢？
我認為，馮興元的新著《大國之道—中國私人與公共選擇的憲則分析》（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關涉到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稅收問題。這裏關乎所有可能的形形色色的稅收。這意味著，全書不僅考慮到正式的稅收，但也包括政府從社會和經濟當中汲取資源的所有種種其他手段，例如“通貨膨脹稅”，貪汙腐敗或再分配性的幹預措施。如果我們冷觀旁觀美國目前的政治僵局，就會發現正是稅收問題處於其核心。有關稅收的衝突，可能最終會削弱美國的世界領袖地位。歐洲債務危機涉及政府債務，因此也關涉稅收，因為所有債務可能不得不要用稅金來填補窟窿，或者通過推行通貨膨脹來充抵。
如果考慮到看似屬於技術問題的稅收，許多政治辯論可以省卻和中性化。偉大的經濟學家熊彼特曾經說過，如果人們去研究稅收製度，就可以最好地了解社會。即使是諸如“民主”之類的重大問題，最終也指涉稅收——西方的政治革命就是為“無代表權不納稅”這一口號所感召和驅動。中國沒有遭遇過相同的情形，可能是因為中國在曆史上就是以低稅國家的形象而出現。沒有人可以擺出一套與這一事實相背反的曆史。
我深信，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稅收製度的設計問題。中國正麵對一個巨大的機遇，因為它仍然是“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可以寫最新最美的文字”。中國完全能夠采取大膽的政策，設計一種真正革命性的稅收製度。
馮興元的新作包含了有關這種稅收製度的可能設計的許多重要思想。在我看來，一個真正革命性的稅收製度將包括幾大要點。首先是它要簡單，專注於個人和國家之間共享新產生的收入；所有再分配職能應該簡約成一種負所得稅率，它適用於其所得低於一個門檻值的所有個體。其次是，它應該促進投資和儲蓄，以便經濟係統即便麵對來自人口和環境方麵的嚴峻挑戰也可持續。為了這一目的，應專注於對用於消費的那部分新產生所得征稅，而不對儲蓄和投資征稅。再次是政府的稅收要遵循輔助性原則—涉及到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國家隻對社會提供輔助性支持；涉及到各級政府之間的關係，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提供輔助性支持。這也意味著，要徹底反思政府所承擔的任務，因為稅收最終服務於使得政府能夠履行其任務。哪些任務最好能夠由社會來履行？如果一項任務被明確指派給政府，那麼應該將其指派給哪一級？
清代中國是一個低稅國家，在其中，地方社區在確保社會能夠正常運作方麵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是一個“偉大的社會”。我們能說那樣一種政府是“小政府”嗎？不。政府的“大”與“小”，在儒家思想中關乎政府的精神和道德領導力強弱問題，而不是體現在所調動資源的大小規模上。在我看來，這個觀念在今天仍然具有其價值。
我希望馮興元的著作在中國贏得眾多的讀者。中國的目標是建立“和諧社會”。和諧的一個方麵就體現在索取私人和公共資源方麵保持平衡。這必然表現在稅收製度的設計上。所以，關心“和諧社會”的每一個人，也應該認真考慮馮興元書中的觀點。
2013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