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非正式製度總體上比較有利於經濟發展。我國的“小傳統”，也就是民間傳統，對於商業活動不僅不排斥，而且較為重視，而我國的“大傳統”，包括儒家文化，要求政府官員做“君子”，不經商，但不禁止民間商業活動。國人還有吃苦耐勞的傳統和態度、重視教育的傳統。中國的佛教雖然重視後世的生活，但國人的信仰往往是混雜的，功利性的，比較重視現世的生活，即便重視後世，也不排除今生美好生活的追求。此外，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官方意識形態的祛魅化也在進行。這些都是有利的非正式製度。需要注意的是，官方意識形態仍然存續，但總體上是工具化的，對之有著真正信仰者較少。2003年以來，中國改革停頓，甚至出現倒退（“國進民退”），更多需要歸結到特權利益集團的強勢出現及其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強勢的工具化利用。
三 中國經濟成功的真正奧秘：對競爭秩序的趨近
我國經濟成功的真正奧秘，其實是在競爭性領域對一種標杆性競爭秩序的無意趨近。可以說，我國當前奉行的是一種有缺陷的、僅僅是相對促進績效競爭的競爭秩序。這裏，可以把類似於德國早期社會市場經濟體製下的競爭秩序視為標杆性競爭秩序，這種競爭秩序為解放生產力、發揮國人的企業家精神提供了較好的空間。
德國建立競爭秩序的經驗給了我們很好的借鑒。德國經濟奇跡的出現，就與其早期建立和維護一個較完全促進績效競爭的競爭秩序有關。而且德國西部從建國一開始就強調維護私人產權。德國這一競爭秩序的理念源自弗萊堡學派的理念。而弗萊堡學派的思想是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製的最重要思想來源。該經濟體製的其他次要的思想來源為基督教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弗萊堡學派代表人物歐肯（Eucken，1952）主張建立一個競爭秩序，認為它是通往繁榮的必由之路。它把競爭秩序稱為“奧爾多秩序”（Ordo），看作為一種“符合事物本質的秩序”，是“有運作能力的、維護人的尊嚴的秩序”。歐肯提出了一組競爭秩序構成性的原則，包括：幣值穩定、私人產權、開放市場、契約自由、承擔責任、經濟政策的前後一致性和連續性。
早期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推行一種競爭秩序，普適性地尊奉上述原則。取得了經濟奇跡。我國與之的差別在於，我國隻是選擇性地、一定程度上遵循這些原則，推行了一種病態的、殘缺的競爭秩序。兩者相同的是，都是增進和維護了經濟自由，解放了生產力。
四 是“天下模式”，而非“中國模式”
可以說，中國的經濟成功背後不是“中國模式”，而是類似於德國或者美國的“西方模式”，隻不過是維護了一定程度的經濟自由，為經濟運營提供了相對穩定的環境，有意無意地趨近了德國弗萊堡學派所主張的“競爭秩序”，選擇性地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競爭秩序的六大構成性原則。這也適用於所謂“中國模式”出台之前的所謂“東亞模式”。
但是，話說回來，“西方模式”也不是西方的模式，在曆史上，其演化過程也吸納了其他國家的經驗。經濟成功的這些必要條件是人類所共需的，與東方、西方的地理或者文化劃分沒有關係。因為所謂“西方模式”背後是需要人類普遍遵循的“天下模式”。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天下模式”包括兩大部分的因素：一是經濟自由的增進和維護；二是保障經濟運行的穩定環境。如果考慮經濟發展階段，那麼“天下模式”還有一層意蘊，就是：在最初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情況下，威權政府或者憲政自由體製均可以在實現以上兩個因素方麵發揮較好的作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到了一定的階段，要實現較高水平的人均收入，則更需要通過憲政自由體製來增進和維護經濟自由，為經濟運行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
這裏點式經濟體除外，比如單個企業、單個城市，或者單個城市國家。點式經濟體容易實行家長製管理。管理得當則顯成功，管理失當則告敗績。資源和區位占優勢的點式經濟體，很可能達到高人均收入，比如上海、香港和新加坡都達到了高人均收入。
在非點式經濟體，雖然一個威權政府也不排除做到這一點，但必須體現為“仁慈專製者”（benevolent despot），而且需要“克己複禮”，做到選擇維護高度經濟自由的正確政策，但這種自我約束往往屬於小概率事件，很難進一步增進和維護經濟自由，尤其是持續地維護高度經濟自由，從而無以進一步解放和發揮生產力。
在資源型國家，如俄羅斯和科威特，雖然會有經濟增長，但是往往陷入“能源詛咒”的陷阱，經濟結構單一，嚴重依賴能源，其結果是經濟發展不力。
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經濟發展初期。在成熟期，這些經濟體經濟自由程度高企，憲政化也在推進。
新加坡是個城市國家，也就是點式經濟體。它可以像一個公司或者一個家庭一樣管理。經濟發展初期，李光耀的威權政治在促進經濟穩定和發展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其經濟成功的因素符合我們上述“天下模式”第一階段說。新加坡成為高人均收入國家，其成功與政府的作用分不開，其威權政治影響和尚不完善的憲政自由體製並存，不過雖然威權政治影響仍然存在，但已經日益讓位於憲政自由體製，兩者都體現了親市場的特征，均有利於維護高度的經濟自由（多年來新加坡在加拿大弗雷澤研究所世界經濟自由指數排名中名列第一或第二），也有利於提供一個穩定的經濟運行環境。這種威權恰好是有利於經濟自由的，其穩定性植根於李光耀作為資深政治家個人的“仁慈專製者”權威。李光耀百年之後，幾乎可以肯定，威權將會被憲政體製完全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