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隨著我國實施高達總額四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在全球經濟幾近哀鴻遍野之際，我國經濟幾乎一枝獨秀，獨領風騷。更有甚者，在曆經30餘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之後，去年我國GDP規模超越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老牌“帝國”美國。在這一背景下，國內外推崇“中國模式”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中國特殊論”此起彼伏，眾多國人豪情滿懷，躊躇滿誌，甚至不少人還開始唯我獨尊，不可一世。
所謂的“中國模式”論，最先由誰提出已經難以辨析。其說法與內涵也多種多樣。總體上看，它涉及維護某種程度上的經濟自由，同時結合以威權政治控製——這裏不考慮著眼於描述中國經濟結構特點的種種“中國模式”說。其實，如果這是模式的話，那它不過是早已耳熟能詳的所謂“東亞模式”（Kuznets，1988）的一個翻版。
在這一背景下，一些國人認為，中國在經濟增長方麵的勝出，就意味著“中國特殊論”的勝利，以及威權主義的勝利。與此相應，西方的市場經濟遵循一些普適價值和普適原則，並以憲政體製保駕護航，但經濟表現今不如昔，風光不再。因此這些國人認為這種“西方模式”已成明日黃花。
這裏就提出了一係列問題：是否存在“中國模式”？如果存在，“中國模式”是否代表中國甚至世界的未來？如果不存在，是否存在其他模式？這些模式是否代表中國甚至世界的未來？本章將對這些問題做一扼要澄清。
一 從中國的發展道路與問題談起
我國30餘年的改革曆程總體上看可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截止於2003年，它既是市場規則曲折建立的階段，也是市場規則意識艱難形成的階段。第二階段適於2003年，至今仍在繼續，它既是強調民生原則、不言市場規則的階段，也是市場規則意識逐漸破壞的階段。市場規則屬於正式製度，市場規則意識則屬於非正式製度。一般而言，相較於正式製度，非正式製度消亡之後，若要重新確立，則更費時日。一個平衡的做法本來可能是市場規則優先，民生原則兼顧。
確實，我國雖然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但仍處於經濟體製轉型期，距離市場經濟，我們仍路途遙遠。與上述第二階段的發展一致，目前有二大發展勢頭令人擔憂。
第一個發展勢頭是福利國家化勢頭。2003年以來，我國一些政府官員和民眾的福利國家心態以及行為變得嚴重。福利國家的一大問題是創造財富的激勵機製嚴重扭曲，個人從政府的所得嚴重脫離其對政府支付的“稅價”。要想從一個準市場經濟國家直接過渡到福利國家，且不論福利國家是否屬於理想目標模式，我國似乎還缺乏承托高龐大福利開支的財富基礎。而財富增長的來源在於解放各種生產力，其中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也包括在其背後的製度、技術等等。
第二個發展勢頭是“國進民退”。近年來“國進民退”現象益發引人注目。民營企業和其他社會各界不滿情緒劇增。在經濟領域，“國進民退”發生在多個行業：煤礦、鋼鐵、航空、化工、奶業、房地產、郵電業等等。在財政領域，“國進民退”體現在政府財政規模不斷擴大，增速遠遠超過GDP增速。此外，“國進民退”體現在對經濟過程的幹預總體上大大增加，其形式包括限價、限購、禁令、限製信貸、產業政策等等統製主義手段。
二 中國經濟成功的多元因素
可以對中國發展道路作出如下總體認識：一是中國經濟成功是經濟自由增進的結果；二是經濟賴以運行的環境較為穩定的結果。總體上看，可以說中國經濟成功是市場化和經濟自由化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和社會力量均發揮了作用。
不過，有關中國經濟成功的推手，存在不同的看法。第一種看法把它歸因於威權政府“看得見的手”的作用。第二種看法把它歸因於市場“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第三種看法則強調“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兩者作用的組合。力挺“中國模式”論者，也支持第一種看法。
我國經濟成功的成因很多。首先存在一些有利的初始條件。比如：文革之後政治、經濟與社會係統亟待穩定與恢複，百姓麵臨生存壓力，有利於決策者做出改革與發展的選擇；毛澤東時代對“三線”的投資無意中導致了一種分散的、多中心的空間經濟結構；我國的企業組織形式呈現中央集權與分權相結合的M型結構，不同於蘇聯當時那種中央垂直管理的U型結構，我國的結構有利於在地方分權後發揮地方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積極性；我國的勞動力成本低廉，除了人口流動管製之外，改革開放之後在社保、勞動力保護等領域未及管製。
其次，我國政府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選擇性和工具性的，但總體上是選擇性地增進了經濟自由，解放了生產力，多數改革政策的選取往往得益於各地許多市場主體的自發行為或者地方試驗——這些自發行為或者地方實驗往往先行發生，其後被中央政府承認並作為改革措施推開。改革之初，政府采納最小阻力路線，接受和推廣了最初自發出現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政府針對外來投資維護了外幣的幣值穩定，在1994年初取消外彙兌換券之後，通過《中國人民銀行法》和《預算法》確保財政部門不能從中央銀行透支，從而有助於物價和人民幣幣值穩定。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私人產權的最初興起也是自發的，最初是非法的，是隨著生產和交換的增加，跟進需求而發展的，政府後來逐步肯定了私人產權，但迄今為止仍然隻是從工具性的角度。價格雙軌製也是自發產生的，政府在屢禁不止的情形下，正式承認和推行了價格雙軌製，從而也引入了集體企業與民企的市場競爭。我國的地方分權無意間引入了激烈的地方政府競爭，加上地方政府收入與支出的掛鉤程度高，地方政府有著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激勵。我國政府也為吸引外資選擇性開放市場，還選擇性地確保了內外經濟政策的相對前後一致性和連續性。隨著這些政策措施的推行，契約自由和強化責任也相應逐步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