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書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的長遠發展有待於倚重開辟和利用一種開放試錯的進路。這是一種不斷嚐試不斷改錯的演化路徑。當前以各種“改革”名目出現的試驗或者其他舉措，往往隻是現有規則結構或者既得利益格局下的修修補補（比如財政體製改革和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還有明知有錯，仍然在原地打轉、甚至退縮的做法，實際上阻礙了所需要的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試錯與當前的“改革”試驗完全是兩碼事。真正意義上的改革也許需要打破現有規則結構和既得利益格局。我國走向規則取向的社會還任重而道遠。
大國的領袖人物不是神仙，縱然胸懷激烈，仍然差錯難免。因此，領袖人物做出重大改革決策時既需要本著大義有壯士斷腕的英雄心，也需要有楊朱泣歧（痛哭“歧路”）的責任心。根據《荀子·王霸》的記載：“楊朱哭衢途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裏者夫！’哀哭之。”意旨楊朱走到十字路口，不禁感慨而語：“在這個地方要是方向走錯半步，就會導致千裏的差錯嗬！”因此，他傷心痛哭起來。
但是，決策者的善意和惡意均能釀成惡事。我國改革三十多年，基本的路數就是政策存在較強的政治周期。無論做出一項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決策，決策者在任期之內往往固執己見。不能單單依靠決策者的善意，更要防範我們所從不期望的惡意。對決策程序施以憲則約束，以法治替代人治，形成和維護一種憲製，這些舉措恰恰使得決策者做出有利於全體民眾的領導與決策，從而也最大程度地保護決策者的領導與決策地位，形成一種開放試錯的改革和發展進路。這樣一種憲製，不能憑空出現。它需要我們全體國人付出自身的努力去爭取。正如屈原所言：“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實現這樣一種憲製之際，亦乃成就中國泱泱大國地位之時。無論是治人者，還是治於人者，都值得不計前嫌，攜手並進，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實現這樣一種中國夢而付諸行動。
本書之所以能夠成書出版，與福建教育出版社翁德良先生以及其他同仁的眾多努力密不可分。此外，熊越先生協助出版社審閱本書的內容，統一全書的體例。為此感謝這兩位先生以及福建教育出版社其他同仁的大力支持。我的碩士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楊老師鼓勵我研究德國經濟體製，使得我能夠在本書中有機會呈上一篇有關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研究文章。我的博士導師、德國法蘭克福財經管理大學何夢筆（Prof。Carsten Herrrmann-Pillath）教授一直來對我的跨學科研究提供多方麵的方法論指導。沒有這兩位恩師的指點，沒有我目前尚且有限的學術成就。對他們的關愛，感激之情，難以言表。此外，多年來，我的妻子魏誌梅和女兒馮昱對我的研究一如既往地提供無條件支持，對此我不僅心存感激之情，而且也因疏忽家事常有負疚之心。
最後，希望本書能夠對讀者有所禆益，也請讀者多加指正。是為後記！
2013年1月17日於北京頤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