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製關係是一切社會經濟關係的基礎，社會經濟現象歸根結底要由它來說明，所有製關係的變動，支配和製約著整個社會經濟關係的變動。正因為如此，自所有製關係產生和存在以來，人們對於它的關注及其研究就始終沒有停止過。
馬克思特別重視所有製的研究，所有製理論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馬克思對所有製的論述散見於他的著作和文章中，特別是集中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的所有製理論闡述了分工與所有製的關係，認為有社會分工，就有不同所有製的存在，所有製作為經濟形式的表現，與社會生產是不可分開的，任何社會生產都是在一定的所有製形式下的生產。每一種所有製都是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形成的具體的所有製。確定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及其所有製的性質是劃分社會經濟形態的標誌，是馬克思所有製理論體係中極其重要的觀點。而在當時條件下將推動社會進步的要求概括為消滅私有製，則是整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係的核心。馬克思主義認為所有製的存在和發展是由生產力決定的，所有製的演進和變革同樣受生產力發展的製約。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中，對所有製的認識是為探討生產關係如何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服務的，不涉及所有製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問題。他們站在無產階級革命的高度，對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剝削本質進行了揭露和批判。
至於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之後，如何建立未來社會的所有製，馬克思並沒有作具體的設計。馬克思隻是認為未來社會作為一個“自由人聯合體”，將會共同占有生產資料，並且要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這給後人留下了豐富的理解餘地。盡管在當時，恩格斯曾就馬克思的這一論斷做過解釋：“社會所有製涉及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個人所有製涉及產品，那就是涉及消費品。”但人們並沒有將認識停留在對個人所有製隻指消費品的所有的解釋上，許多理論工作者對馬克思的這一論斷作了自己的理解分析。有相當多的人認為個人所有製是生產資料所有製的一種存在形式，是生產資料公有製的一種具體化。其實，準確領會馬克思的思想固然重要，但對於已經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們而言，問題的重要性並不在於誰正確地理解了馬克思的思想原意，而在於我們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來科學認識社會主義的所有製問題。
前蘇聯理論界對社會主義所有製的認識，長期存在著兩種教條：一是認為所有製“越大越公越好”，片麵追求提高公有化程度，完全否定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的作用；二是把所有製問題簡單地歸結為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忽視了所有製內涵的豐富性，從而沒有研究所有製的實現形式問題。在前蘇聯解體之前，有相當多的經濟學家認識到了這種教條的弊端，他們大都認為集權模式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必須進行改革。至於怎樣改革，這些學者各抒己見，但最終仍未能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解決這個問題，其主流觀點基本上還是傳統觀點。隨著前蘇聯的解體，關於社會主義所有製關係的研究在那裏也就中止了。
東歐各國革命勝利後，都以前蘇聯為模式，建立了以國家所有製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公有製。隨著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前蘇聯模式暴露出了許多問題。因此，在東歐劇變之前，一些東歐國家的學者也在積極探討社會主義所有製及其改革問題。其中比較有影響的理論有：（1）南斯拉夫經濟學家卡德爾的社會所有製理論。該理論對國家所有製理論進行了批判，認為不應將國家所有製等同於公有製，應在消滅私有製之後建立全社會勞動者的共同所有製。這種所有製應既不是任何人的所有製，又不是個人的所有製，而是既共同所有又個人所有的所有製，以共同所有保障勞動者從事勞動的權利，以個人所有確定勞動者的責任與義務。（2）匈牙利經濟學家裏斯卡的個人社會所有製構想。這一構想被稱為“裏斯卡所有製模式”。其核心是將社會所有的財產承包給個人經營。（3）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的社會所有製改革思想。他認為，社會主義所有製的基本標誌不在於一般的公有製，而在於生產資料必須為社會利益使用，生產資料必須由社會來處置。因此，他也將社會主義所有製稱為社會所有製。然而，東歐劇變使得所有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全部中止了社會主義製度，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改革包括所有製的改革全都半途而廢了。這個問題也就隻能留給仍在堅持社會主義製度和社會主義所有製改革的國家繼續探討了。
新中國成立後，也仿照前蘇聯模式建立了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國家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在“左”傾錯誤思想的指導下，也片麵地追求所有製的“一大二公三純”，大搞集體所有製的升級過渡，排斥非公有製經濟成分的發展，最終形成了單一的公有製模式。由於這一模式嚴重脫離實際，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中國經濟學界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60年代初就展開了對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製問題的討論。但真正有針對性地探討社會主義所有製的改革問題是在中國的經濟轉軌開始以後。
衛興華1980年在《新湘評論》上發表《關於個體經濟存在和發展的若幹理論問題》一文，論述了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同時存在的客觀依據。1981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二）》，其中於光遠的《對待社會主義所有製的基本態度》一文對社會主義所有製問題做了有益的探討。認為要以是否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來作為判斷所有製是先進還是落後的標準。1987年厲以寧在《河北學刊》發表《社會主義所有製體係的探索》一文，認為所有製改革的必要性及改革應采取的形式，歸根結底是由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由我國現階段勞動的性質，以及生產力水平製約的。認為不同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必然存在不同性質、不同形式和不同層次的所有製，並由此組成一個完整的結構。這些學者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上述觀點無疑是極具創造性的。隨著改革的深入，我國學者對所有製問題的研究也不斷展開，並形成了大量相關研究成果。除了發表的大量論文外，此方麵的著作主要有：蔣學模的《社會主義所有製研究》（1985）、有林的《論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製》（1986）、林崗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研究》（1987）、朱光華等的《社會主義所有製及其管理體製研究》（1987）、曉亮的《中國所有製結構研究》（1988）、劉詩白的《論社會主義所有製》（1988）、曹之虎的《論所有製》（1993）、高海燕的《中國經濟發展與公有製的變革及演化》（1993）、張暉明的《跳出所有製禁區———現代企業產權理論解析》（1994）、龔唯平的《所有製範疇論》（1994）、吳宣恭等的《社會主義所有製結構改革》（1994）、樊綱等的《公有製宏觀經濟理論大綱》（1994）、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的《我國所有製結構變革的趨勢和對策》（1994）、虞毅偉等的《中國的所有製問題》（1995）、宗寒的《中國所有製結構探析》（1996）、陸百甫等的《中國所有製結構重組的六大問題》（1998）、忠東的《社會主義所有製研究論稿》（1998）、郭冬樂的《中國所有製問題探索與實踐》（1998）、齊桂珍的《中國所有製改革20年》（1998）、萬東铖的《所有製結構大重組》（1999）、唐未兵的《公有製實現形式研究》（1999）、侯孝國的《所有製革命———推向21世紀的所有製改革》（1999）、張宗和的《中國現階段非公有製經濟研究》（2000）、範恒山的《所有製改革：理論與方案》（2000）、榮兆梓等的《公有製實現形式多樣化通論》（2001）、塗文濤的《當代中國所有製結構變遷研究》（2002）、王克忠的《非公有製經濟論》（2003），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