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25年的改革實踐和艱苦探索，中國目前已經形成的對於所有製的新的共識主要表現在：現階段社會主義社會的所有製應該是多種經濟成分同時並存，應當允許非社會主義所有製經濟存在和發展；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製度；非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有製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公有製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製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公有製與市場經濟可以兼容；公有製為主體，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公有資產占優勢，要有量的優勢，更要注重質的提高；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製力上；隻要國有經濟的控製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國有經濟的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等等。這些認識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所有製理論，科學地回答了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建立和調整所有製關係以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問題。
中國轉軌過程中的所有製改革是以單一的公有製模式為起點，以多元化的所有製結構的形成為目標的。中國在所有製問題上的最大創新，就是突破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所有製隻有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兩種公有製形式的傳統觀念的束縛，提出了所有製結構概念，在堅持公有製為主體的前提下，多種所有製經濟同時並存、共同發展。因此，對中國轉軌時期所有製結構的演進及其結果———多種所有製經濟同時存在的客觀依據的研究，是中國學者所有製理論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而對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理論闡釋，比較流行的觀點是“生產力說”和“市場說”。所謂“生產力說”，是認為現階段多種所有製經濟並存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低水平、多層次、不平衡的生產力狀況決定的，即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的不平衡和不發達決定了多種所有製形式的存在和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所謂“市場說”，是認為現階段多種所有製經濟並存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果，即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決定了多種所有製形式的存在和非公製經濟的發展。
應當說，上述兩種觀點都有值得肯定的一麵。“生產力說”正確地看到了生產力對生產關係的決定作用，看到了所有製的存在和發展都要適合生產力的要求。而“市場說”則看到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與所有製之間的聯係。然而，這兩種觀點又都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或片麵性。“生產力說”把生產力水平當成所有製形式確立的惟一條件和最終依據，忽略了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作用，從而也就忽略了所有製形式對生產力的反作用。這種觀點無法解釋這樣一些客觀事實：一是在人類曆史演進過程中，社會主義公有製何以都建立在落後的生產力水平基礎之上，而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比目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先進得多，卻仍然確立的是資本主義私有製；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生產力水平總體上而言就是低水平、不平衡、多層次的，何以在“三大改造”之後、經濟轉軌之前沒有多種所有製經濟的共同發展？三是非公有製經濟存在的依據如果隻是不發達的生產力，那麼，現實中有些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的生產力比一些國有企業的生產力要先進得多，為什麼它們還有存在的必要？還需要大力發展呢？至於“市場說”，它可以說明市場經濟更有利於多種所有製經濟特別是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卻無法解釋各種所有製經濟在所有製結構中的應有地位，尤其是僅從市場經濟本身說明不了同樣是搞市場經濟，為什麼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以私有製為主體，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要以公有製為主體？
既然“生產力說”和“市場說”都不能真正說明中國轉軌時期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同時並存的所有製結構形成的原因，那麼，中國轉軌時期所有製結構朝這一格局演進的真實原因又是什麼呢？筆者以為，當代中國所有製結構的演進是在經濟轉軌的背景下進行的，我們對中國轉軌時期所有製結構演進的考察就必須在經濟轉軌的總體行程中來進行。
經濟轉軌，也被稱為經濟轉型，其總體行程實際上就是從傳統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製度變遷過程。當我們把視野擴展到這一製度變遷過程時，我們發現，馬克思的製度變遷理論和新製度經濟學的相關理論為我們的分析思考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新製度經濟學進入中國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開始的。隨著諾思的《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1992）、《製度、製度變遷與經濟績效》（1994）、科斯等的《財產權利與製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製度學派譯文集》（1994）、埃格特森的《新製度經濟學》（1996）、埃瑞克·G·菲呂博頓等的《新製度經濟學》（1998）、諾思和托馬斯的《西方世界的興起》（1999）、張五常的《細農理論》（2000）和《經濟解釋》（2000）、柯武剛等的《製度經濟學》（2000）等著作或教材的中文版在國內的出版，國內學者逐漸掀起了一股研究、介紹或批評新製度經濟學的熱潮。出版了張宇燕的《經濟發展與製度選擇》（1992）、盛洪的《分工與交易》（1994）、張軍的《現代產權經濟學》（1994）、林毅夫的《製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1994）、張維迎的《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1995）、黃少安的《產權經濟學導論》（1995）、盧現祥的《西方新製度經濟學》（1996）、程虹的《製度變遷的周期》（2000）、吳宣恭等的《產權理論比較———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現代產權學派》（2000）、韋森的《社會製序的經濟分析導論》（2001）、彭德琳的《新製度經濟學》（2002）、段文斌等的《製度經濟學》（2003）、汪洪濤的《製度經濟學———製度及製度變遷性質解釋》（2003）等著作或教材。還發表了一批相關論文，有的論文已結集出版。如周其仁的《產權與製度變遷———中國改革的經驗研究》（2002）、盛洪主編的《現代製度經濟學》（下、2003）、段文斌主編的《產權、製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新製度經濟學前沿專題》（2003）等。國內學者對製度經濟學的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緊扣轉軌經濟的實際，由此形成了林毅夫等人的《中國的奇跡》（1994）、盛洪的《中國的過渡經濟學》（1994）、張曙光的《中國製度變遷的案例研究》（1996、1999）、樊綱的《漸進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1996）、張宇的《過渡之路：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1997）等一批以製度分析為主要方法的研究中國經濟轉軌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