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雪峰山會戰的緊急會議正在重慶最高統帥部進行。
緊急會議由蔣介石親自召集，與會的有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第三方麵軍司令湯恩伯，第四方麵軍司令王耀武，第十集團軍司令王敬久，第二十七集團軍司令李玉堂等人。
與會將領在必須確保芷江這一問題上的意見完全一致，因為芷江是中美空軍最重要的前進基地、訓練基地，對日軍占領區及其本土進行空襲的飛機多由此起降，由湘黔、湘桂及湘西前線調集的作戰物資大多在此集散。若芷江失守，不但會導致盟軍對日轟炸受極大影響，更要緊的是，將會動搖西南半壁河山，重慶將受到直接威脅。故必須確保芷江萬無一失。
何應欽認為芷江保衛戰必勝。他這個陸軍總司令是在民國三十三年冬就任的，幾乎和岡村寧次就任侵華日軍總司令，即所謂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的時間差不多。是年秋，美軍已逐漸把歐洲的兵力轉用於太平洋戰場，製定了“阿爾法計劃”，即以中國為主的對日作戰計劃。國民政府為遏製日軍西犯，配合“阿爾法計劃”，在昆明設立了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由參謀總長何應欽兼任總司令，統一指揮全部國軍，特別是對西南戰區諸部隊加強統一指揮及整頓，並裝備三十六個美械步兵師準備反攻。
作為參謀總長兼陸軍總司令的何應欽之所以認為芷江保衛戰必勝，一方麵是國際形勢已日趨明朗，盟軍的勝利指日可待；一方麵是日軍雖然看起來仍然不可一世，但在中國戰場的戰線拉長了兩千餘公裏，實為強弩之末；而在中國軍方麵，得到的美式裝備越來越多……更主要的是，芷江會戰，盡占地利，湘西崇山環繞，易守難攻。特別是綿亙數百公裏的雪峰山脈，是一道天然屏障。他判斷日軍根本不可能打到芷江，故應在雪峰山脈一帶伺機尋求和日軍決戰，將進犯之敵殲滅。
出生於貴州興義、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的何應欽，十九歲加入同盟會，二十一歲參加辛亥革命，旋在黔軍任過營長、團長、旅長、軍參謀長等職，還擔任過雲南講武堂教務長、廣州孫中山元帥府參謀、黃埔軍校少將總教官兼教導一團團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軍長兼黃埔軍校教育長，參加過平定商團叛亂、劉楊叛亂和兩次東征陳炯明，率第一軍參加北伐……
何應欽是《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的簽訂者，這兩個協定都是與日本簽訂的，都是出賣國家主權的協定；他又是在“西安事變”中主張“武力討伐”張、楊，以破壞“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首魁，我當年從中學曆史教科書和大學曆史教科書中得到的對他的認識大抵就是這兩點，等同於他在抗戰期間就是個徹頭徹尾的賣國賊。至於他是芷江會戰即湘西會戰、雪峰山會戰以完勝而告終的總指揮，並於三個月後親手接過岡村寧次所呈遞的投降書，則是從湖南芷江縣誌辦公室和抗戰文化研究所合編的《抗戰勝利受降——芷江紀事》，及《湖南文史——湘西會戰專輯》等資料書中得知的。由是也才明白屈八、楊六、老舂、我叔爺、和合先生他們在新寧第二次“走日本”時，參加打日本兵的戰鬥就是雪峰山會戰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資料上記載得清清楚楚，會戰的南部戰場主要包括新寧、城步、綏寧、武岡西部地區。新寧是南部戰場最先打響之地。
何應欽判斷日軍根本不可能打到芷江，滿有把握地提出應在雪峰山脈一帶伺機尋求和日軍決戰，將進犯之敵殲滅的作戰之策，似乎應該和他生於、長於貴州偏僻山區的興義，並在黔軍任過低、中、高級軍官有關，他應該是熟知山地作戰的一位將軍。而雪峰山會戰的大捷，不能不說是他最輝煌的一筆。似乎頗有意思的是，作為日軍侵華最高司令官的岡村寧次，於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緊急召開會議，策定奪取芷江機場作戰目標；作為中國陸軍總司令的何應欽，則策定應對戰略。這兩個幾乎同時上任的將軍，以雪峰山會戰見高低，最後是岡村寧次大敗，何應欽全勝。緊接著是岡村寧次將投降書呈遞到何應欽手裏。
中國最高軍事當局的軍事緊急會議持續到午夜，最後，蔣介石下令，芷江保衛戰由何應欽全麵負責，集結二十多個師約二十萬兵力迎擊日軍。
蔣介石以白開水代酒，提議“為確保芷江而共勉幹杯！”
中國軍隊總的作戰方略是：利用雪峰山這道易守難攻的天然屏障，構築縱深防禦工事，采取攻勢防禦戰略，施行“逐次抗擊、誘敵深入、分割包圍、聚而殲之”的戰術，殲敵於雪峰山東麓。
中國軍隊的兵力部署為：以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為總指揮，令第四方麵軍王耀武部擔負正麵防禦作戰；第三方麵軍湯恩伯部擔負桂穗路防務；以第九十軍為戰役機動兵團，控製於靖縣、綏寧一線，以策應第四方麵軍右翼作戰；第十集團軍王敬久部接替湘北防務，原防守湘北之第十八軍調沅陵、辰溪集結，作為第四方麵軍的機動兵團；新六軍廖耀湘部為總預備隊。空軍則以芷江機場為基地，有第五、第二、第三等四個大隊的各一部，另有陳納德將軍率領的第十四航空隊一部，參戰各型飛機四百餘架。
中國會戰的兵力不但在數量上占優勢，而且已經握有絕對的空中優勢。
提到空中優勢，不能不提到陳納德將軍。
陳納德與芷江又有不解之緣。
早在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八月，陳納德就“接受”宋美齡之“命令”，赴芷江籌建航空學校。
陳納德是於一九三六年收到蔣介石及時任中國航空委員會主任委員宋美齡的邀請信，請他來中國視察空軍，而於一九三七年初春乘船自美國經東京來到中國的。他原計劃隻到中國視察三個月便返回美國，但抵達日本橫濱後，看到日本如一架戰爭機器一樣在急速運轉，明白日本將對中國展開全麵戰爭，中日之戰，絕非如美國國內的輿論能以調停和解，而是無論如何都不可避免，便急忙趕到上海，會見了宋美齡。宋美齡任命他為中國空軍上校。他旋到杭州筧橋、漢口等空軍單位視察，視察得出的結果是：中國空軍必須大力加強。很快，盧溝橋事變發生，戰爭全麵爆發，中國空軍根本無力攔截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他又親眼目睹了毫無防衛的民房、學校、醫院遭日機轟炸的慘景，決心為中國抗戰盡力。故當宋美齡請他去芷江籌建航空學校，他立即趕赴芷江。
芷江之稱，源於屈原《湘夫人》的“沅有芷兮澧有蘭”。這座位於雲貴高原東部湘西雪峰山區的小城，依明山，傍潕水，雖偏僻，但秀麗。《方輿勝覽》載：“潕水兩岸多生杜蘅白芷，故曰芷江。”早在公元前二〇二年、漢高祖五年時即置縣，唐、宋、元、明，及清前期為州、府所在地，清乾隆元年設置芷江縣。從戰略地位來說，是“控荊湘、扼滇貴、拊蜀而複粵”的“勢據西南第一州”，又有“滇黔門戶，全楚咽喉”之稱，為曆代兵家必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