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我來四川，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受到山水風光的吸引，也就是自然環境。那時我想，要是有一個所有季節都盛開鮮花，到處一片蔥蘢繁茂的地方，能夠讓我靜靜住下來，在那裏安心地生活，該有多好啊！
我還幽默地說過，自己是逃荒，而來到四川的。
這荒，我指的是沙塵暴。
正是離開故土那年，赤峰大地上起了沙塵暴。當時不知道它是沙塵暴，隻感覺那個春天的風沙尤其大，去上班的時候，風衣大大的帽子必須拉起來，將頭臉嚴嚴實實裹住，隻留一雙眼睛在外麵。
當知曉這三個字，初始內心是僥幸的，覺得自己也許是那個神尤為眷顧的不幸而萬幸的人，你看，沙塵暴來了，我也走了。至今能回想起初來川時，那種被花草樹木所迷失的情形。從塞外的春天出發，正好走進天府之國的夏天，便一下確定自己是來到了滿意的地方，那些無處不在的樹啊，它們令我的心掉進憂傷一樣逼真的快樂。開始本是住在城中間的，但城外的花和樹那樣搶奪著我的時間和精力，特別是春天的時候，城市外麵的整個大地都開滿鮮花，油菜花兒、豌豆花兒、蠶豆花兒、蘿卜花兒、櫻桃花兒、蘋果花兒、梨花兒、桃花兒、杏花兒……每天我都得去看望它們，不去就不能得安生，去了就忘記回來，癡癡地在那花的海洋裏遊啊遊啊遊啊。後來索性搬到了城外去，推開窗便是田野，上麵忽而花朵絢麗，忽而稼禾青青，而四圍水杉高灑，竹簧密簇，芭蕉、枇杷、梅、海棠，點綴如畫。
但是，漸漸地，我喜樂的心上，雲煙樣起了哀愁。
便是那古往今來詩歌裏所吟的，鄉愁。
最早是因母親而起，當迷醉於鮮花，尤其是深冬裏的花兒，我那樣痛切地想到母親。在記憶中，沒有比母親更愛花兒的人了，要是她也能夠來到這天上地下都是花兒的地方，這深深冬天裏仍香花綺麗的地方，她該笑出怎樣的舒心啊！然後是手足、朋友、故舊，然後是整個故鄉。當這溫暖之土最美的梅和海棠盛放之時，我親愛的故鄉正是飛冰揚雪，地凍天封，最酷寒的時節。看著巴蜀大地如湧如漫的綠色，我總是想到故鄉那些幾乎寸草不生的高悍山脊，那些在淩厲的風中頑強搖晃著的小老樹。
小老樹，是故鄉給自己那些永遠也長不大的樹們起的名字，它們立在山梁上，或是坡穀、曠野之間，永遠在努力，永遠不能夠長大。它們是樹的侏儒。
便想起故鄉那些揮鍬舉鎬，風餐露宿，年複一年，在大山上、在荒漠中，與風沙殊死搏鬥的人們。
21世紀是生態的世紀，生態文明是21世紀最重要的文明。早在專家學者們這樣的聲音響起之前，赤峰人就開始行動了。到21世紀的曙光在地平線上耀然閃亮，赤峰人生態建設的戰役已激烈地進行了近半個世紀。是的，他們開始得早，從來沒有停止過，就是在人人談之色變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其他地方的人們做著各種各樣其他的事情，那塊土地上的人也盡可能地尋找機會造林植樹。哪怕政策要求把樹林砍倒，他們也隨即在沒有樹木的地方悄悄地重新挖坑栽苗，讓綠色再艱難而奇崛地忽閃、蔓延。
幸而，改革開放的東風浩蕩而來，這種勞動更加氣勢雄偉，可歌可泣了。
一度，生態建設成為赤峰市的市策，舉全市之力向荒山進軍，從官員幹部到百姓黎民，全部到山上去，從七十老翁，到稚稚少年，全部到山上去，真正是全民參戰，全民皆兵。
任《赤峰日報》記者時，我對治山治沙、生態建設尤為關注，抓住一切機會去采訪，每每麵對那些震撼人心的勞動場景慨佩橫生，熱淚盈眶。本書裏寫到的“雙臂皆無，隻能靠兩個胳肢窩夾著鐵鍬挖土，每挖一鍬，身子艱難地一晃”的殘疾人張金餘，和“隻有一臂，便用一隻手和另一個胳肢窩持鍬取土”的殘疾人李金鐸，現實生活中，我都看見過他們，隻不過，他們是叫著不同的名字罷了。還有“任務所在的山坡，土薄得像一層皴，根本無法栽樹……他就用柳條筐從一裏半路以外的陰坡一點兒一點兒把土背過來。”利用歇工時間從遠遠近近的地方背來石頭，在山坡上砌成“第一經濟溝”大大字樣的退休教師雷萬均；彎腰駝背，耳聾，腿殘，已過花甲，一人承擔五個人任務的老人趙文；還有掄著比自己輕不了多少的鐵鎬，揮汗如雨幹著的，年僅十二歲的沒有名字的瘦弱女孩……這些人我都見過。他們每個都不止是一個，都是無數中之一。在大山的高處，隻有石頭沒有土的地方，鍬和鎬都用不上，隻能用鑿子，一點兒一點兒把石頭鑿碎，再一點兒一點兒用手把它們捧出來，十個手指全部磨得鮮血淋漓，膠布纏了一層又一層；搭個窩棚在山上住下來，天一放亮就爬起，直幹到星月滿空，渴了，喝幾口裝在塑料桶裏的冷開水，餓了，啃幾口裝在塑料袋裏的窩窩頭，下雨了，披上塊塑料布照樣幹——這是尋常的情景，隻是，當它們是由年逾古稀的老人們演繹時，格外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