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校長是探討過我們家的姓氏問題的。老校長說：“陳庭生的二兒子就叫陳鄭，你的爺爺參加革命之後完全可能指名為姓作掩護的。”我同意他的看法。冷靜想想，我其實是本能地希望我的家族風雲壯闊。我，1982年出生，客觀地講，生活對於我來說除了沒有男朋友其他都是甜蜜的。曆史是我的電影，是我的穿越小說。我爺爺鄭天明，是我父母的驕傲，對我卻隻是模糊的一團影子。據說他十幾歲時就參加了革命隊伍，抗美援朝時期還去朝鮮打過仗，從部隊轉業後又任某市公安局長，“文革”中受迫害慘死。在原來的我看來，我的家族是一個徹底的紅色家族。但是，家譜到我爺爺這兒不再上溯，卻並沒有引起過我的注意。今天，不那麼紅色的陳庭生出現，我認為其實完全無損於我們的榮耀，反而讓我們家的繁衍生息更顯豐富多彩。
我和父親據理力爭。我們又一次爭吵起來。在兩個人都漸漸失去理智時，我說：“我知道您是怕什麼，您是怕我的祖爺爺可能是私生子的身份傳出去不好聽。您真可憐，您到今天還沉浸在封建道德意識裏，而陳庭生早在一百年前就剪了辮子了。”
鄭謙同誌沒有再說話。他瞪著我，筆挺地站著，臉上的表情漸漸趨於平靜。我從小就怕他這種平靜，這是一種不再掙紮的平靜，表達出絕望和絕望深處的高傲與厭惡。這是老頭子最後的武器。我小時候，每逢和他的衝突不可調和時，他就使出這一招，讓我自己心慌意亂起來。我忙說：“算了算了，就當我什麼也沒說好了。”
父親搖搖頭，說：“不，你已經說了。”
4
陳庭生和同事肖建平早就秘密參加了革命組織共進會。在那個狂風暴雨的夜晚，肖建平從老劉的麵攤上找回陳庭生，然後他們在臂上纏了白毛巾，便和當兵的一起衝上了街頭。其實他們不知道自己應該幹什麼。革命在當時是熱血澎湃的，但頭腦並不十分清晰，指揮上也漏洞百出。這支警察隊伍上了街以後，才發覺自己並沒有真正成為革命的一部分。沒有人給他們命令，也沒有人招呼他們去哪兒。甚至，匆匆而過的軍人們都不看他們一眼。他們在街上遊蕩著，莫名其妙地成為了看客。有人便不耐煩了，索性背起槍走人。他們的隊伍就越來越小。陳庭生也茫然，他的腳步越來越慢，他的槍口也越來越低，直至指向了地麵。肖建平悲憤地說：“這就是革命！我是不革命寧可死的。”於是，他不再理睬別人，獨自向槍聲激烈的地方去了。而且，這個人從此失蹤，再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陳庭生一個人在街頭猶豫不決。
陳鄭是陳庭生的私生子並不是我憑空杜撰。根據老校長考證，陳庭生有兩個兒子，陳鬱和陳鄭，他們都生於革命過後的1912年，但他們不是雙胞胎。1920年陳庭生就任某縣警察局長。一家無名小報在報道他到任消息時提到他的家事，介紹了他的夫人和如夫人。那時，陳庭生已經是名人了，一個警察局長在當時可不是好惹的，所以報紙刊登他的消息毫不奇怪。老校長對我這個曆史盲加民俗盲解釋了如夫人這個稱呼，“就是小老婆”。而在革命前，並沒有陳庭生娶小老婆的記載，所以我們分析這個如夫人是在先生了兒子之後才走進這個家庭的。
而從時間上推斷，這個如夫人，肯定就是在革命的炮火聲中來到陳庭生身邊的。我不停地猜想，當陳庭生在槍聲大作的武昌街頭發愣的時候，這個女人在哪兒？
那晚陳庭生肯定沒有回家。他雖然沒有像肖建平那樣慨然赴死，但他也絕不會轉身走掉。我知道他是好警察。好警察沒有別的什麼本事，隻有恪盡職守。雖然那天的行動沒有人下令，但他同樣不會因為沒有人下達撤退的命令而轉身回家。他自覺地開始在晨曦初露的大街上巡邏，扛著他的漢陽造步槍。也許就是在那個時候，他碰到了她。
她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她是個賣豆腐幹兒的小販吧？賺錢心切，壯著膽子在槍聲未停時就上街了。她是個房子被炮火擊中的家庭婦女吧？大清早就在街頭哭哭啼啼地叫苦。也許，她竟然是個什麼官員的三姨太，驚慌的官兒跑路了，她卻無處安身。我相信，她是第三種人。
總之，她和他相遇了。他把她推進巷子裏，嗬斥說：“你瘋了，出來挨槍子兒啊？”我知道這個女人在碰上陳庭生時不一定對這個年輕警察有什麼好感。警察在當時是一個不招人待見的職業。可是這個警察救了她。這個警察把她推進小巷子，告訴她不要出來送死。這個警察還體貼地問她在哪兒住，告訴她從哪條街走可能安全一些。
那時天色微明，槍聲已經稀了。
於是她看清了警察的臉。陳庭生的臉當然說不上英俊，但也不難看，甚至在一個落魄女子眼中，也還是有動人之處的。朦朧的晨光當然強化了這種動人之處，女人怦然心動。
這當然是我的想象。我坐在我的小屋裏，麵對著閃動的電腦屏幕，任思緒胡亂地馳騁。
陳庭生鬼使神差般就隨她去了。他當然沒有非分之想，或者說他的非分之想還沒有在他的大腦裏凸現出來，還隻是潛意識裏的一種萌動。他說你在哪兒住？他說我送你回去吧？不然你一個人走太危險，而且你還是待在家裏更安全。那女人當然飛紅了臉頰，也當然沒有反對，於是在越來越明亮的天光裏，一個扛著槍的警察護衛著一個美麗的年輕女人就穿行在硝煙過後的街巷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