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後，文久良像野人一樣回來了。他鑽進廚房，用手抓起冷飯往嘴裏塞，好幾次哽得連氣都上不來，食管像鐵一樣硬。難過地伸縮了幾下脖子，喉嚨上的硬塊緩緩移動，突然眼睛暴突，米飯終於咽了下去，淚水奪眶而出。母親忙去給他熱湯，給他遞水。他父親製止道：
“不要管他，噎死他狗日的！”
“他死了你哪點好哇？”母親生氣地把火鉗拍在灶上。眼淚隨著聲音洶湧而出。
到他二十歲那年，來了一個土改工作隊，他家成了富農。接下來初級社、高級社，集體化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先是土地進入大集體，然後牛羊和農具進入大集體，最後連煮飯的大鐵鍋也進入了大集體。哎，又是鐵鍋，就像那時候的人隻知道吃似的，其實當時人們最大的麻煩就是吃不飽。生產隊的大食堂給他們留下過宴席般的大聚餐的記憶，短暫快活的時光很快因為接踵而來的大饑荒而失去了魅力。
文久良二十七歲那年，他不再打鐵了，成了煉鋼技術員，雖然他從不知道鋼是怎麼煉出來的。父親文正澤也早就不敢從木頭裏請神了。他的工具被沒收了，雕好的神一次供奉也沒享受過就被燒掉了。他成了迷信活動的典型，不時被小學老師用來啟發學生：如果神真有那麼靈，為什麼連他們的腳趾頭都保不住？
峽穀裏的人也認可了這種改變，既然土地牛羊都入了社，哪裏用得著神來保佑。派頭十足的社長向大家許諾，一定會過上好日子的，不但有飯吃，到年底還有一件新衣服。那些多少有點腦子的農民，用隱喻談論著這些事，以為這不過是一場鬧劇。但在正式的場合，比如社員大會上，他們總是緘口不言。如果是情勢所迫，非要他講兩句，往往詞不達意，關鍵的話逼了半天也沒講出來，就像擔心自己雖然領悟了，但未必就應該告訴別人。於是，表麵上看，他們完全服膺於社長的宣言，相信那小娃娃似的獎品是他們所喜歡的。心裏卻在想，關在自家牛圈羊圈裏的牲口既然已經入了社，為什麼還要我去養它們？在自己的地裏幹慣了活的人，到集體的大田裏誰不想偷奸耍滑？至於說用犁頭翻地也是為了打擊帝國主義，鬼才相信。又不是在帝國主義的土地上種地，在帝國主義的土地可以犁“翻鏵”，犁一鏵起來蓋住犁埂，下一鏵蓋住下一個犁埂，看上去全都犁過了，其實隻翻了一半，種子落在犁埂上，哪能長出好莊稼。可在自己土地上，整治得了誰呢。出乎他們預料，集體化的高潮已經不可阻擋，世世代代共同遵守的奧義也連根動搖起來。政治詞彙不時從他們嘴裏冒出來，意義含混不清，有時是在罵人，有時是在自嘲，有時候和他們自己才懂的傳統詞彙絕妙地結合起來，立即會贏得一片笑聲。
日子雖然艱難，卻都一一應付下來了。竟也從容。
轉眼又過了幾年，文久良三十多歲了。他對女人的渴望終於蘇醒過來。父親在1959年的大饑餓中去世了。文久良和母親靠吃樹皮和菜根硬撐了過來。情況稍有好轉後，姐姐們覺得兄弟冷清、孤單的生活真是可憐。她們發揮各自的優勢，定要給他撮合一門親事。文久良也答應了。
女方是一年前死了男人的小媳婦，生過一個孩子，因為沒飯吃，擠不出一滴奶水，孩子在小貓咪似的哭聲中，又回到他剛來的世界裏去了。大姐二姐覺得沒有比這更好的了，既證明她能生育，又沒有任何拖累。
女方對文久良也滿意，因為他的地窖裏有幾百斤紅薯，櫃子裏還有百餘斤玉米，油壇裏還有幾斤豬油。這對餓得眼睛發花的人來說，是不能抗拒的誘惑。
文久良左腳有點瘸，是他二十六歲那年生病落下的。女人的眼裏隻有豬油和玉米飯，根本不在意他的腳。
結婚那天，隊長撥了一百斤大米，兩百斤包穀，殺了一頭病歪歪的老牛。讓全生產隊的人享受一頓共產主義生活，同時也把另外兩對年輕人的婚事辦了。
文久良領著女人吃完飯回來，女人說她沒吃飽。飯和肉是隊長親自分的，隊長一邊分一邊吼，吃慢點，狗日的些，噎死了我不負責！有個老漢文縐縐的，本想對新人們說幾句祝福的話，看見別人不到兩分鍾就吃了個底朝天，他嚇了一跳，忙端著自己的飯和肉躲到桌子底下，吃完了才鑽出來。文久良也感覺自己沒吃飽。其實和平時比起來，飯和肉夠多的了，可就是感覺沒吃飽。他對女人說，我炒包穀花給你吃吧。女人充滿柔情地說，那我給你燒火。大鐵鍋已經入社了，家裏隻有一個又重又厚祖傳下來的小銻鍋。文久良把玉米粒放在銻鍋裏麵，蓋上蓋子，在火上烤一會兒然後端起來嘩啦搖。烤一陣搖一陣，從鍋裏傳出劈啪聲和香味。他把玉米花倒出來，叫女人吃，他再炒。最後兩鍋，他還放了點豬油和鹽。女人說，好了，你不能再炒了，我再也吃不下了。放了豬油的玉米花倒出來後，女人說，我再吃一點就不吃了。文久良看見她慢姍姍地，一手端玉米花，一隻拿水瓢去水缸裏舀水喝。他正想問她，是放了豬油的好吃，還是原味的好吃，隻聽見女人叫了一聲，玉米花和水瓢同時落地。文久良忙去叫赤腳醫生，赤腳醫生看見女人的肚子被玉米花撐得像個孕婦，但他束手無策，他既沒手術刀，也沒一粒幫助消化的藥，隻能往香溪醫院送。大肚子既不能背也不能抱，隻能平躺在門板上。抬到醫院，女人已經叫喚不出來了。醫生說胃撐破了，出血太多，救不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