菠蘿蜜
菠蘿蜜是我的第二個師傅。之所以這麼稱呼她，是因為我曾看見她抱著一大袋海南菠蘿蜜幹，吃得不亦樂乎。而她本人，也像菠蘿蜜一樣，貌不驚人，內心甜美。
起初，我對她沒有半點好感。她是B組的值機員，我們很少見麵。她給我的印象淩厲傲慢，走路時喜歡高仰著頭，兩手插在褲兜，鼓鼓的大眼睛四處掃射。有幾個同事告訴我，她很會來事兒，是崔八的紅人。我看她就更不順眼了。
T3轉場前一個月，我們改變了班製。全體組員劃分成三個小組，一天有兩個小組上班，上兩天休息一天，俗稱“三班兩運轉”。分組後第一天上班，菠蘿蜜就給我個下馬威。我在她身邊坐下，她劈裏啪啦地敲著鍵盤，冷冷地說：“十點上班，你九點五十八才到，放東西又用去五分鍾。”我驚愕無語，從來沒有同事這樣不客氣地對我講話。她起身對我說：“來，你辦人，我拴條。”旅客一多，我就慌神。她還不住地挑毛病：“查護照有效期了麼？”“看護照後麵簽名了沒有！”“怎麼不在登機口上畫記號？”旅客高峰時，我光拴行李條都忙不過來。而她動作如閃電，還時時盯著我的一舉一動。她手裏捏個袖珍訂書器，每拴一個行李條都要加固兩針。這是業務規定，但我原來的小組沒有人能做到。
那段時間真是辛苦。休息日突然從兩天變為一天，加之菠蘿蜜要求苛刻，我忙得天昏地暗，眼睛腫脹。才發現值機這活兒看似容易，強度卻很大，連續幹上幾個小時，連票都看不清楚了。菠蘿蜜冷冷地把我推起來，說你拴兩天行李條再練值機吧。
我以為解脫了，可問題又來了。有幾個瑞典老人辦手續，托運行李共5件。我已把兩件傳送走了，菠蘿蜜突然回頭大叫：“他們是金卡旅客呀，怎麼不掛優先標識？”我說：“我沒注意……算了吧，就別拴了。”她啪地按住傳送帶的急停鍵：“快補上！”我隻好地給剩下的三件行李貼上優先標識。這個動作被一個瑞典老太太看見了，追問我為什麼不給前兩件行李加標識。我就知道這樣做會招麻煩，隻好跟人家說我不小心忘記了，立即就去補上。老太太不放心，走的時候還衝我晃著兩個指頭。
菠蘿蜜記下旅客姓名，帶我東繞西拐，來到機場行李分揀區。四麵寒風，噪音轟鳴。成千上萬的行李在傳送帶上滑動，最後被穿著熒光背心的搬運工分類裝車。我們找到飛往斯德哥爾摩航班的分揀口，行李車已經被裝滿了。菠蘿蜜大聲請求行李工幫忙找那兩件行李。車上的行李被一件件卸下，我倆俯身查看每個行李條上的姓名。我記得那兩個皮箱分別是紅色和棕色的，紅皮箱很快現身了，而另外一件死活找不到。菠蘿蜜也不好再麻煩工人，失望而歸。但她沒往中轉櫃台走，而是徑直上了二樓。我追問：“幹嗎去？”她說：“差一件行李沒補上，得跟旅客道歉。”我嚷道：“至於嘛？我們已經盡力了。少個標記沒什麼影響，多少行李連條兒都丟了呢！”她瞪著我：“別忘了，是你親口答應幫客人補上的。”
我們到公務艙休息室接待處，得知這幾個瑞典人沒有進來過。菠蘿蜜讓我在門口守著，自己跑到免稅商店找了一圈。我們隻記得那老太太個子矮小，穿花襯衫，一頭蓬蓬的銀發。一批批外國旅客從麵前走過，我眼睛就花了，印象也模糊了，看誰都像。如果他們不去休息室，簡直如同大海撈針。離登機隻有二十分鍾了，菠蘿蜜又作出決定：“走，去登機口堵他們！”此時我已是饑腸轆轆，腰酸腿疼，後悔自己不夠小心，為微小的錯誤承受了這麼多折磨。
偏偏是最遠的登機口，菠蘿蜜健步如飛，我連跑帶追。突然，她停下了，手指絲綢商店。我一看，是那一行瑞典人！老太太正眉開眼笑地試絲巾呢。我跟她打招呼，告訴她經過查找，還是有一件行李沒拴上優先標識，在提取行李時可能會晚到一會兒，請求她原諒。她和善笑道：“沒事的，至少你努力了。幫我看看哪個更好？”她手捧兩條絲巾，一個豔紅牡丹花，一個繡金藍雀飛。我指著牡丹說：“這個好，富貴吉祥。”他們哈哈大笑。一切怨氣和疲勞都煙消雲散了，我偷看菠蘿蜜，她抱肘立在不遠處，得意洋洋。
短短幾天，我又幹了件糗事。剛送走一對來自冰島的父子，下一位旅客說去羅馬，我看到稱重器上放著一個黑皮箱，就問：“一件行李？”他說是的。等我拴好行李條，傳走皮箱時，去羅馬的旅客輕聲問：“我可以把行李放上去了麼？”我和菠蘿蜜像彈簧一樣跳起來：“剛才那箱子不是你的？”旅客怯怯地搖頭，指指立在身後的麻袋。又是一番苦痛的翻找，我們把黑皮箱拖回來，扯掉去往羅馬的行李條。菠蘿蜜抽著凍紅的鼻頭說：“你確定冰島人隻有兩件行李？那這箱子到底怎麼回事？”我說：“他們確實說有兩件，怎麼走時又偷加了一件呢？”菠蘿蜜說：“沒法確認箱子是他們的，還得去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