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在日本方麵的壓力之下，由張善琨出麵將留在上海的“新華”、“藝華”、“華新”、“金星”等十二家影業公司實行合並，成立了一個中華聯合製片股份有限公司（“中聯”）。這個公司的日方代表是川喜多長政，據說是一個政治態度相當溫和的跨國電影製片人與進口商。他與張善琨打出“保護上海影人”“保存上海影業”的旗號後，開始在上海灘恢複電影拍攝工作。當時，像陸元亮、張石川、沈天蔭、陸潔、嚴鶴鳴等著名的電影製作人選擇留在了張善琨的治下任廠長。另外一些大導演，諸如朱石麟、卜萬蒼、楊小仲、嶽楓、李萍倩、馬徐維邦、桑弧等人；大電影明星，諸如李麗華、陳雲裳、陳燕燕、梅熹、顧蘭君、劉瓊、盧碧雲、屠光啟、顧也魯、黃河、王丹鳳等人亦來到了張善琨的門下。至此，在張善琨的大力張羅之下，當時留在上海淪陷區的各類電影製作人才，基本上被“中聯”一網打盡了。
雖然日汪的宣傳口舌將上海電影的基調定格為“我們必須把整個電影事業的發展，配合在國家複興及東亞建設的進展中”，以及“大東亞本位的中國電影”。可是，據說，川喜多長政其人卻是一個頗有意思的人。日本電影史學家佐藤忠男，把川喜多長政定位於一個“親華派”，一個“自由主義者”，由於川喜多長政的大膽冒險，在漆黑的上海淪陷區，竟出現了相對的“中國電影界的創作自由”。因此，處於日本與中國抗戰勢力間做夾心餅幹的“中影”、“中聯”，其出品的電影在政治上多數是“具有隱晦性”的作品，或者幹脆是徹頭徹尾的“娛樂電影”。在這種情形之下，周璿便悄然萌生了複出的心思。
不久，機會就來了。老導演卜萬蒼在為“中聯”製作《漁家女》一片時，戲中的一號女主角叫周瓊珠。卜萬蒼猶豫了很久，仍無法確定出演的人選。後來，卜萬蒼聽說，周璿仍然在上海寓居，便認為周璿的氣質條件非常適合扮演戲中的周瓊珠。卜萬蒼就把自己的想法跟“中聯”的老板張善琨說了。
張善琨這人政治上的名聲雖然不好，做電影卻是很講究手段的。周璿的名聲，張善琨早在“新華”、“國華”、“藝華”三足鼎立的時期，就頗為傾慕。可是，張善琨的“新華”，卻僅僅隻是在1936年，與周璿合作過《狂歡之夜》。那時，周璿還沒有崛起，張善琨有眼不識金鑲玉，這是張善琨的遺憾。張善琨做不了伯樂，張善琨沒有本事發掘那些早期具有優良潛質的好演員。可是，張善琨對於已成名的大牌明星舍得下工夫、投放大本錢，這又是張善琨做電影的一個特點。
卜萬蒼私下跟周璿接觸了一兩次，發現周璿有重新出山拍電影的意向，回去就跟張善琨吹得天花亂墜。張善琨也覺得周璿是好的，就跑去跟周璿談條件。周璿提出了必須自己挑選劇本，不演漢奸戲、按部頭戲訂合同三大條件，張善琨都滿口答應。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條件是，張善琨首先必須付出一筆令人心跳加快的巨額酬金，才能請得動周璿。他先主動替周璿在霞飛路、宛平路附近找了一處住所，因為他知道周璿想搬出柳家，對此他都一概答應下來。據說，張善琨為人頗有氣魄，對演員出手大方，常常用高薪支付演員的報酬。對周璿這樣的明星，他更是不惜代價了。
張、周把合作的細節敲定之後，1943年盛夏，周璿便從柳家搬了出來，搬到武康路390弄一座樓房的三層居住。開始，周璿相當低調。離婚後單身的周璿隻有跟養母葉鳳妹住在一起。她們住在三樓，二樓則住著一個姓朱的舞女。一開始，朱舞女見到周璿，老有一點疑惑的麵熟。後來，周璿主演的《漁家女》出來了，開始有娛記在弄堂的路口探頭探腦，朱舞女這才恍然大悟。
有人講，因為這件事情，周璿一度與柳中浩的關係弄得有點緊張。可是，從周璿這一段時間與柳家的關係來往情形來看，又似乎是捕風捉影的。日本人占據租界的這一段時期，柳中浩不拍電影了，卻玩起了戲劇。1945年7月，金城大戲院老板柳中浩辦了一個“國聯”劇社，排演由“影壇四姐妹”主打的話劇《四千金》。當時，柳中浩為了增加票房收入，於是靈機一動，還特意邀請了幹女兒周璿回“國聯”劇社友情演出。這說明周璿仍然是惦記著柳中浩的情分的。
有周璿加盟的《漁家女》，果然是一炮走紅！當時，上海的娛樂報刊《華影周刊》、《大眾影訊》等，在報道演出的盛況時，曾經用上了誇張的詞句：“大光明門口車水馬龍，萬頭攢動，爭先恐後地圍住售票房，尤其光輝奪目的是《漁家女》明顯的廣告牌。攝影記者雲集，他們的一顆熱烈的心對周璿寄予無限的讚美。”
影片中，由周璿親自演唱的插曲《瘋狂的世界》，將淪陷區浮生若夢之普通觀眾的一種彷徨無依的心緒表現得淋漓盡致：
鳥兒為什麼唱？花兒為什麼開？你們太奇怪，太奇怪。
什麼叫情？什麼叫愛？鳥兒從此不許唱，花兒從此不許開。
我不要這瘋狂的世界，這瘋狂的世界！
這樣，周璿繼《漁家女》之後，又先後為“華影”公司拍攝出了《鸞鳳和鳴》、《紅樓夢》、《鳳凰於飛》三部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