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的文學是一種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學，是一種不讓社會扼殺而求得精神上自救的文學，一個民族倘竟容不下這樣一種非功利的文學，不僅是作家的不幸，也該是這個民族的悲哀。」?
尊敬的院士們，我感謝你們把諾貝爾這獎給了文學，給了不回避人類的苦難，不回避政治壓迫而又不為政治效勞獨立不移的文學。我感謝你們把這最有聲譽的獎賞給了遠離市場的炒作不受注意卻值得一讀的作品。同時，我也感謝瑞典文學院讓我登上這舉世注目的講壇，聽我這一席話，讓一個脆弱的個人麵對世界發出這一番通常未必能在公眾傳媒上聽得到的微弱而不中聽的聲音。然而，我想，這大抵正是這諾貝爾文學獎的宗旨。
知道是不是命運把我推上這講壇，由種種機緣造成的這偶然，不妨稱之為命運。上帝之有無且不去說，麵對這不可知，我總心懷敬畏，雖然我一直自認是無神論者。
一個人不可能成為神，更別說替代上帝，由超人來主宰這個世界，隻能把這世界攪得更亂，更加糟糕。尼采之後的那一個世紀，人為的災難在人類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紀錄。形形色色的超人，號稱人民的領袖、國家的元首、民族的統帥，不惜動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絕非是一個極端自戀的哲學家那一番瘋話可以比擬的。我不想濫用這文學的講壇去奢談政治和曆史，僅僅藉這個機會發出一個作家純然個人的聲音。
作家也同樣是一個普通人，可能還更為敏感，而過於敏感的人也往往更為脆弱。一個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義的化身說的話，那聲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是這種個人的聲音倒更為真實。
這裏，我想要說的是，文學也隻能是個人的聲音，而且，從來如此。文學一旦弄成國家的頌歌、民族的旗幟、政黨的喉舌，或階級與集團的代言，盡管可以動用傳播手段，聲勢浩大，鋪天蓋地而來，可這樣的文學也就喪失本性，不成其為文學，而變成權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這剛剛過去的一個世紀，文學恰恰麵臨這種不幸，而且較之以往的任何時代，留下的政治與權力的烙印更深，作家經受的迫害也更甚。文學要維護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成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個人的聲音，也因為文學首先是出自個人的感受，有感而發。這並不是說文學就一定脫離政治，或是文學就一定幹預政治，有關文學的所謂傾向性或作家的政治傾向，諸如此類的論戰也是上一個世紀折騰文學的一大病痛。與此相關的傳統與革新，弄成了保守與革命，把文學的問題統統變成進步與反動之爭，都是意識形態在作怪。而意識形態一旦同權力結合在一起，變成現實的勢力，那麼文學與個人便一起遭殃。
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的劫難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於弄得一度奄奄一息，正在於政治主宰文學，而文學革命和革命文學都同樣將文學與個人置於死地。以革命的名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討伐導致公然禁書、燒書。作家被殺害、監禁、流放和罰以苦役的，這百年來無以計數，中國曆史上任何一個帝製朝代都無法與之相比，弄得中文的文學寫作無比艱難，而創作自由更難談及。
作家倘若想要贏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訴諸言語的作家，如果長時間無言，也如同自殺。逃避自殺與封殺，還要發出自己個人的聲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回顧文學史，從東方到西方莫不如此，從屈原到但丁，到喬伊斯，到托馬斯．曼，到索忍尼辛，到一九八九年後中國知識分子成批的流亡，這也是詩人和作家還要保持自己的聲音而不可避免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