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母親嗬，何時再見？
母親完全不像以前的母親了。記得我小時候，不管她經受了多麼大的挫折痛苦，她總能保持她的那種意氣風發的神態。她衝破封建習俗，入學讀書，勤奮好學，抱負遠人，以救國為己任。我弟弟死後，她從絕望中努力自拔，四處奔走，為貧苦人家子女辦工讀學校。“五四”、“五卅”運動時，她熱情澎湃。帶領學生教員去大街講演。我有時也曾看見她煩悶過，甚至唉聲歎息。但不多久，她便又奮身振作。我們母女—直是心心相印，互相體貼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她為大勢所迫，難舍難分地離開了心愛的學校，但仍是滿懷豪情。一九二九年在杭州與我們同遊西湖，飲酒賦詩，似乎是一個完全不知憂愁為何事的幸福老人。我和也頻陪她都覺得自己的精力不夠用。一九三一年也頻犧牲後，我送麟兒回湖南老家，我抑製痛苦，強打精神，把死訊隱瞞著，騙過了她，她慷慨勇敢地擔起撫育幼兒的責任。但現在，我看見的母親老了；不隻年齡、麵容老了，而且心情顯得寂寥，似乎同我隱隱有點距離。為什麼她從來不問一聲也頻的事呢？她什麼時候知道他犧牲的消息的呢？我壓根沒有告訴她，她也從來不問我。現在我們身邊多了一個她完全不理解的陌生人，她也不問；好像她老早就知道，就認識，而無須打聽。我想她什麼都不知道也好；她不問，我便也不說，我們都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都怕碰著這些充滿苦澀的現實。媽媽嗬！你叫我怎麼向你說呢？我知道你看見我現在這個樣子，你會痛苦的。但假如我把什麼全告訴你，你會更痛苦。你為我辛苦半生，你把希望放在我身上，無條件地支持我；而現在我卻連累你，把你拖在這樣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叫我怎麼說呢？母親在明瓦廊住了不到一個月。便提出要到上海去，她的一些朋友們在那裏等她。她參加了一個什麼會，又作氣功又治病。媽說她對世界，對人類都不能再有什麼作為了，於是她學氣功，學治病，扶困濟貧。總還有點用處。我心想這也許是一個搞封建迷信的會道門。但母親堅持說這不是迷信，她是把這當成科學來認真學的。她承認這裏麵可能有一部分人是死腦筋，迷信，可是她是用這個方法來修身養性，治病救人的；她是不能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她一定要去上海，在上海把功夫學深一點；她應許我一百天以後再回來看我。我隻得讓她走了。我很想托她在上海找黨的關係，但又覺得她是辦不到的。上海的朋友中她隻認得王會悟，而王會悟這時已隨李達去了北平。我把這話忍住沒有說出來。我隻要求她一定回來，因為我實在希望她能把孩子們帶回湖南。九月下旬她回來了，在上海隻住了九十天。但回到南京沒有住上二十天，便無論怎樣要返回湖南。她說家裏還有許多未了之事，來時也隻打算把孩子交給我了就回去的。現在已是秋天，再拖下去天氣冷了，洞庭湖水低落，路上便不好走了；而且她帶出來的那個女用人想家，也吵著要回去。我很明白，此地本非我們母女久留之地。她是不能把老家的房子和一些牽牽絆絆的雜務、人事完全棄之不顧的，她還需要生活。但現在就要她帶兩個小孩回去，的確是太難了。不過孩子遲早一定也要走開的，我不能讓孩子困住我。我現在要用孩子和媽媽，暫時留在南京作為人質（國民黨不就是這樣希望和安排的嗎？），換得敵人對我的疏忽，鬆懈對我的防範。有朝一日，到了那一天，我能遠走高飛時，我一定要想辦法預先安置他們，讓他們都回湖南去。老家的那個安身之地，那個簡陋的窠還是很重要的。我現在是再無別人可以依賴的了，歸根結蒂還是隻有母親嗬！這樣，我隻得同意。十月中旬她就帶著那個女用人乘船先回湖南去了。親愛的媽媽，你一定要回來！我們何時再相見呢？
二十一 苜蓿園
十一月初，馮達檢查身體，醫生說是三期肺病，不能工作，要臥床平躺休息，還要吃有營養的食品。那時治肺病沒有什麼有效的藥，隻是用鈣片把病灶包圍起來，讓結核區逐漸縮小，這樣，他請假在家，一天到晚無聲地躺著，很想回老家廣東去，但又說不願在此時此境留下我獨自受困。我卻打算從此分手，帶著孩子回湖南去。可是，三三年國民黨不準我自由回湖南，現在又怎會放虎歸山？如果提出來被拒絕，那就不如仍然暫時不提。可是這日子怎麼過？麟兒思親，整天懷念剛離去的祖母：嬰兒缺奶。日夜不斷地啼哭。我自己向來是天涯遊子，從來沒有操過家務。現在困住囚籠，一天到晚衣食住行，叫我怎樣安排？再求我母親出來，一時是不可能的。馮達已經垮了，對我也是負擔。他認為他在國民黨人的眼裏是一個小人物，無足輕重。既然病成這樣，就可以釋放回家，頂多再由家裏具一個鋪保了結。可是他總是表白，自己光身一人走了，把我和孩子扔在這裏受罪，心裏覺得慚愧，隻好拖過一段日子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