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隻怕不肯說老實話，能說一句老實話，必為後世所重。板橋滿身名士骨氣，在三百年來之讀書人中，為我所最看重。家書十六篇，皆青年所應讀。若曰：“讀書須有特識；依樣葫蘆，焉有是處而特識又不外乎至情至理；歪扭亂竄，無有是處……總之，豎儒之言，必不可聽；學者自出眼孔，自豎脊骨讀書可爾。”又曰：“凡人讀書，原拿不定發達；然即不發達，要不可不以讀書主意拿定也。科名不來，學問在我，原不是折年買賣。”吾甚願當代青年奉板橋數篇家書為聖經。即如以上兩語，讀書之方法及宗旨，已皆概括無遺，如能體會，勝過留學三年。一切文憑奴隸，尤應心領是言。
但我又有感想：板橋實一最普羅的作家，使板橋生於今日，必為共產黨無疑。故奉家書為聖經又似乎未當。何以見得？請讀與其弟墨第四書。“天地間第一等人，隻有農夫，而士為四民之末。”此與共產黨口號何異？“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多求，便是占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措足乎？”此種精神，近乎江西共產黨的均田政策。共產黨看不起知識階級，板橋亦看不起讀聖賢書人。本刊第十七期封麵，已登板橋赫然之語，謂“吾輩讀書人，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由產”雲雲。又罵劣紳曰：“其不能發達者，鄉裏作惡，小頭銳麵，更不可當。夫束修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為環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隻得握人笑罵。工人製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於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板橋先生將處今日達官顯宦於何地？所謂“汝輩讀書人總會說話”，所謂“他日居官便不如此”，彼輩聞之，多難為情！
說難行易
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韓非也標“說難”之義。孔子又曰：邦無道，行危言孫。從此我們也可以發明“說難行易”一條學說。龔子曰：“聖者語而不論，智者論而不辨。”論語社同人誚學者會議如蚊子釘象鼻，實則自己既語之，又論之，又從而辨之，不聖不智，也在做釘象鼻愚不可及的勾當。中國人之顏皮蠻厚，既如象鼻，《論語》之言論尖利，又不如蚊嘴，豈不又患了聖人所謂失言毛病？然則何以自解？曰：知其不可而言之而已。龔自珍曰：“古之民莫或強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質不同，既皆畢所欲言而去矣。”我們不敏，也隻取“忽然而自言”之義罷了。
論遊覽
旅行在從前是行樂之一，但現在已變成一種實業。旅行在現代確已比在一百年前便利了不少。政府和所設的旅行機關，已盡力下了一番工夫以提倡旅行；結果是現代的人大概都比前幾代的人多旅行了一些。不過旅行到了現代，似乎已是一種沒落的藝術。我們如要了解何以謂之旅行，我們必須先能辨別其實不能算是旅行的各種虛假旅行。
第一種虛假旅行，即旅行以求心胸的必進。這種心胸的必進，現在似乎已行之過度；我很疑惑一個人的心胸，是不是能夠這般容易地改進。無論如何，俱樂部和演講會對此的成績都未見得良好。但我們既然這樣專心於改進我們的心胸，則我們至少須在閑暇的日子，讓我們的心胸放一天假，休息一下子。這種對旅行的不正確的概念，產生了現代的導遊者的組織。這是我所認為無事忙者令人最難忍受的討厭東西。當我們走過一個廣場或銅像時，他們硬叫我們去聽他講述生於一七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於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等。我曾看見過女修道士帶著一群學校兒童去參觀一所公墓，當她們立在一塊墓碑前麵時，一個修道士就拿出一本書來，講給兒童聽，死者的生死月日，結婚的年月，他的太太的姓名，和其他許多不知所雲的事實。我敢斷定這種廢話，必已使兒童完全喪失了這次旅行的興趣。成年人在導遊的指引之下，也變成了這樣的兒童，而有許多比較好學不倦的人，竟還會拿著鉛筆和日記簿速記下來。中國人在有許多名勝地方旅行時，也受到同樣的麻煩。不過中國的導遊不是職業人員，而隻是些水果小販、驢夫，和農家的童子，性情略比職業導遊活潑，但所講的話則不像職業導遊那麼準確。某一天，我到蘇州去瀏覽虎丘山，回來時，腦筋中竟充滿了互相矛盾的史實和年代，因為據引導我的販橘童子告訴我，高懸在劍池四十尺之上的那座石橋，就是古美人西施的晨妝處(實則西施的梳妝台遠在十裏之外)。其實這童子隻不過想向我兜賣一些橘子，但因此居然使我知道民間傳說怎樣會漸漸地遠離事實，而變為荒誕不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