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篇
當代性——這個時髦的命題曾引起許多文學家和批評家的關注。
別林斯基說：“在構成真正詩人的許多必要條件中，當代性應居其一。”
無疑，一個偉大的作家或一部傑出的作品必須具有當代性。
五四時期，那短暫的流星般的文學繁盛，曾湧現了多少新的手法、新的流派的現代小說，令人目不暇接，然而隨著歲月的無情流逝，能夠流傳下來的又有幾部？滄海橫流，方顯作家本色。作為中國現代小說的開山之作，魯迅的《呐喊》、《彷徨》為什麼曆久不衰，至今仍然對人們有著巨大的魅力？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不能不歸結到它的充分的當代性上。當代性正是魯迅小說高於同時代眾多作家作品的一個顯著標誌。
究竟什麼是當代性呢？
當代性作為一種貫穿於作家創作活動全過程的具有豐富的內涵和整體意向的特質，它不僅反映在作家創作的作品上，而且與作家創作活動的全過程緊密關聯著。因此，當代性是文學表現對象、表現形式、審美理想以及整個時代文學觀的總和。
魯迅的《呐喊》、《彷徨》以其強烈的時代精神、豐厚的曆史感、鮮明的民族性、藝術上的獨創、審美意象的延續構成了它的當代性的具體內涵和整體意向，從而作為文學當代性的光輝範例在文學的殿堂裏以其不朽的生命給人以藝術享受和深沉的思考。
現代意識的觀照與時代精神的大宮闕
“詩人比任何人都更應該是自己時代的產兒。”這當然意味著優秀的文學都是它所產生的時代的精神的回響。時代精神，即當時當地人民群眾所普遍具有的代表著曆史發展方向的社會意識、社會情緒和心理狀態。作家一旦真正把握了這種意識和情緒，就有可能使他的作品充溢著強大的活力，從而引起同時代甚至不同時代人的共鳴。無疑，時代精神是文學當代性的靈魂。在《呐喊》、《彷徨》裏，我們處處感受到這顆靈魂的振蕩：
我們聽到它，對辛亥革命失敗的悲劇和慘痛的教訓的沉痛回顧；
我們聽到它，裹著五四狂飆突進風雲的悲壯呐喊；
我們聽到它，對幾千年封建禮教和封建道德的虛偽與罪惡的憤怒控訴和抨擊；
我們聽到它，對掙紮在社會底層的不覺悟的苦人兒的辛酸而無限同情的鞭策；
我們聽到它，對黑暗勢力進行決絕的戰鬥的堅韌信念。
有時，我們還聽到其間的悲觀、失望、孤獨的詠歎，但它們又很快在憤慨、呐喊、韌性的主旋律裏消失。
這便是魯迅對他所處的那個特定時代、特定社會——20世紀初中國的全部社會生活的整體感受，體現了那個時代特定的氣質和情緒，它是魯迅的現代意識對曆史和現實的冷靜而清醒的觀照的結果。
可以說，沒有魯迅的現代意識，就沒有《呐喊》、《彷徨》的時代精神。
魯迅的現代意識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現象。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對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情形做過這樣的描述：“成千上萬的英美船隻開到了中國；這個國家很快就為不列顛和美國廉價工業品所充斥。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中國工業經不住機器的競爭。牢固的中華帝國遭受了社會危機。稅金不能入庫，國家瀕於破產，大批居民赤貧如洗。這些居民開始憤懣激怒，進行反抗”，整個中國，“已經處於社會變革的前夕”。
在這中華民族屈辱的時代，西洋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文化在大炮的硝煙下也悄悄地湧進了古老而遲鈍的封建思想文化的土壤，可詛咒的曆史竟給中國向西方苦心孤詣尋找真理的先進分子帶來了一次難得的契機，資產階級從改良派到革命派無一不與西方的思想文化結下了或深或淺的姻緣。從近代介紹西方學術思想的第一人嚴複譯介赫胥黎的《天演論》，將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斯賓塞的思想學說介紹到中國，掀起“物競”、“爭存”的達爾文旋風開始，王國維介紹叔本華、尼采之哲學，為近代中國文化注入新的內容，林紓翻譯的1070多種外國作品隨著西方文藝複興以來各種思潮在中國的流布而傳播，胡適引進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杜威則又在中國介紹柏格森哲學，引起一股柏格森熱，陳獨秀對唯物辯證法、李大釗對唯物史觀的介紹，也引起人們的興趣，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界出現了空前未有的“眩眼的繁複而迅速的思潮的變遷”。正是這“眩眼的繁複”和迅速變遷的思潮孕育了魯迅的現代意識。
現代意識乃是20世紀以來現代社會各個時代中科學技術發展所導致的人們對世界認識的最新水平，即最新的思想觀念。那時，魯迅為了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如饑似渴地從西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著作和文學作品中汲取思想營養。他早期寫過的自然科學和科學史的論文，如《說鉬》（1903年）、《中國地質略論》（1903年）、《人之曆史》（1907年）、《科學史教篇》（1907年）等，就已經奠定了他的現代唯物主義的自然觀。但更為重要的是達爾文的舉世震動的進化論、尼采個人主義的意誌崇拜和建立在批判傳統道德與市儈主義基礎上的超人哲學、柏格森的反理性的直覺主義和生命哲學、弗洛伊德的驚世駭俗的精神分析、盧梭的激進的天賦人權論、“摩羅派”的“振其邦人”的主張、波特萊爾一反常態的象征主義等，都以其反社會、反傳統的現代意識的活力潮水般湧進了魯迅那思想的大海。魯迅吸取其精華，形成了他的多元的以清醒的現實主義和強烈的狂飆突進風格為特征的現代意識，它包括充滿辯證法的進化論、洋溢著革命氣魄的個性解放的思想、閃爍著啟蒙光彩的改造國民性的主張、具有戰鬥精神的人道主義，這種現代意識雖然沒有脫離曆史唯心主義範疇，但它是魯迅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站在反帝反封建的立場上向西方學習真理的光輝結晶，達到了他所能達到的思想高度，這不僅成為他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和打開中國現代文學大門的金鑰匙，還為他後來成為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和革命家奠定了基礎。
魯迅的現代意識使他始終能夠隨著時代前進，而且能夠站在時代高度，對社會進行近距離的觀照，敏銳地捕捉時代精神。
寫於1918年4月的《狂人日記》，是魯迅用現代意識觀照時代的先聲，它是《呐喊》、《彷徨》的序言，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宣言書。魯迅在談到《狂人日記》時說：“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種發現，關係也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都是吃人的社會；舊的全部思想文化在“仁義道德”的遮羞布下掩藏著吃人的猙獰麵目。這是魯迅從自己的鬥爭實踐中考察現實和曆史得出的一個了不起的結論，是一個偉大的發現：在魯迅之前，中國文學史上還沒有一個作家能夠提出如此深邃的文化、哲學和曆史的命題，甚至像《紅樓夢》那樣的傑作，盡管也預示了壓迫者必然滅亡的命運，但是它隻是一首“補天”的哀歌和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挽歌，而《狂人日記》卻是壓迫者、吃人者必然滅亡的判決書。它的決絕、徹底，是亙古未有的，閃爍著魯迅現代意識的異彩。
如果說《狂人日記》勾勒了舊中國“吃人”的輪廓，那麼，以後各篇小說則以豐富多樣的色調進一步描繪和凸現了這幅陰風慘慘、令人毛骨悚然的吃人的圖畫，在這幅血淋淋的圖畫上，我們看到了“所謂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看到了吃人者的殘暴和被吃者的悲痛。人們永遠不會忘記善良而迂腐的孔乙己、愚昧而幼稚的華小栓、勇敢而堅貞的夏瑜、麻木而可笑的阿Q、勤勞而質樸的祥林嫂、無畏而天真的子君、溫婉而可愛的阿順、怪癖而墮落的魏連殳、空幻而可鄙的陳士成等，終於不能幸免被黑暗勢力吞噬的悲劇；也不會忘記那狼子村的佃戶、忠厚的華老栓、快嘴的柳媽、有著“法眼”的王九媽等無意中參與吃人的悲劇。這是社會的悲劇、民族的悲劇，也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魯迅用自己的如椽之筆不僅形象地揭露了封建社會裏對立階級之間關係的“秘密”，還揭示了被壓迫者有可能成為吃人者幫凶的社會“病根”。這一聲呐喊，集曆史之經驗，聚時代之風雲，超文學之範圍，越思想之高峰，在20世紀初的中國，如千鈞之霹靂，劃破茫茫長空，震撼著人們的心靈，如洶湧波濤，穿過險灘暗礁，震撼著曆史的長河。
當然，《呐喊》、《彷徨》所體現的時代精神還不僅在於此，魯迅在以清醒的現代意識觀照20世紀初葉中國社會麵貌的過程中，密切注視著社會關係的演變，他及時提出了在客觀上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和要求相適應的一些社會問題：農民問題、婦女問題、知識分子問題等。同時，還流露了他對新的革命道路的向往和探索，暗示了人民群眾反抗黑暗社會的潛流已在地下運行，總有一天會掀起衝天波濤，徹底蕩滌整個舊世界。盡管這在當時還是模糊的，朦朧的，但是這在那個黑暗的時代，卻是一線微白的希望的曙光。
魯迅對短篇小說體現時代精神是十分讚賞的，他在《〈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小引》中寫道：“以一篇短的小說而成為時代精神所居的大宮闕者，是極其少見的。”如果把它用來評價《呐喊》、《彷徨》，不也是很恰切的嗎？
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與豐厚的曆史感
《呐喊》、《彷徨》的強烈的時代精神，是魯迅的現代意識對社會生活的短距離觀照的結果，表現了魯迅直麵人生的勇氣。但是，魯迅對時代、對現實生活的清醒的認識和理解，對千變萬化的社會形態準確的體察和總體把握，決不僅僅是因為他總是站在時代的高度，而且還因為他總是以深邃的曆史意識為指導，把現實關係的運動放到曆史的長河中加以考察，或者說將曆史的傳統的東西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曆史沿襲因素融合到現實的社會關係和意識形態之中，與當代中國社會現實構成一個整體，在這個整體之上加以考察、開掘，並賦予其充滿活力的思想內涵和超越時空的審美意象，因而使得他的作品不僅具有現實性，而且充滿豐厚的曆史感，不但成為當代社會生活的一麵鏡子，而且成為後世人通向過去的窗口。這是《呐喊》、《彷徨》具有充分的當代性的最重要的表現之一。
《呐喊》、《彷徨》表現的曆史時期是一個人心思變的時期，人們苦苦尋覓著各種各樣振興民族的道路和方法，其間曾出現了許許多多慷慨悲壯的曆史事件。然而，魯迅幾乎沒有在他的作品中直接描寫過這些曆史事件的來龍去脈，也沒有把這些曆史事件作為情節的主幹，但他的作品卻讓人感到曆史的強大穿透力對現實的影響，這其間的奧秘不是別的，而是魯迅將自己的筆觸伸進了深層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土壤之中，進行著嚴肅的挖掘和探索。
魯迅早在棄醫從文之前就思考和探索著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問題：1.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2.中國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麼？3.它的病根何在？這種嚴肅的思考和孜孜不倦的探索成為他從事文藝的動因，他認為“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魯迅一開始寫現代小說，就將自己的基點植根於深層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土壤之中，這是他超人的地方。
我們的民族是一個有著古老文明的民族，但幾千年來的封建統治和落後的小農自然經濟使中國社會長期處於超穩定的經濟結構狀態，因而傳統的道德觀念、倫理觀念及心理方麵因襲曆代的精神成果，成為曆史的惰力和作為現今社會關係的維係力而長期產生影響，並成為中國社會意識形態主要的成分。因此，魯迅對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往往偏重於落後的方麵，他的意圖在做到“國民精神之發揚”。《呐喊》、《彷徨》的主要筆墨用於表現封建意識在中國社會上根深蒂固的影響，表現古老中國混濁、愚昧、沉滯、荒寞的社會風氣。小說描寫的常常是一些遙遠的事件與鄉村，市井那些平凡的人、普通的人、小人物心理上激起的波瀾，揭示出他們靈魂的奧秘，展示他們的精神狀態與社會改革的曆史要求之間悲劇性的衝突，以喚醒沉睡中的民眾，使社會變革獲得相應的思想條件和心理基礎。魯迅認為沒有這種條件和基礎，任何改革或革命，都會像“沙上建塔，頃刻倒塌”。魯迅正是從這兒確定了自己創作的基點，擔起了時代的重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