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托爾斯泰於1828年8月28日誕生在雅斯納維·波良納莊園，這所莊園原是他外祖父的財產，托爾斯泰在那兒度過了一個幸福的童年。外祖父品格端方，為人正直，與農民和諧相處，深受農民愛戴，這在托爾斯泰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說影響了他的一生，托爾斯泰後來思想的發展都是在此基礎之上的。托爾斯泰父母的早逝，使托爾斯泰變得孤獨卻又放蕩不羈，喜好美麗的雅斯納維·波良納的大自然孕育了托爾斯泰淳樸自然的性情，那遼闊寬廣的田野，曲徑通幽的小路，流水淙淙的小溪，莽莽蒼蒼的森林，芬芳的鈴蘭草，歡快的牛羊，神秘的皓月，都使托爾斯泰悠然神往，致使他沒有等到大學畢業考試就回到雅斯納維·波良納，而渴望過著一種返璞歸真的生活。這當然不是偶然的。托爾斯泰在大學裏醉心於哲學，他讀過黑格爾和伏爾泰的作品，但對他影響最大的是盧梭，他研究過盧梭的全都作品，尤其愛讀《懺悔錄》。他在1905年寫道：“從我十五歲的時候起，盧梭就是我們的老師。我一生受到兩個重大有益的影響：一是盧梭的影響，一是福音書的影響。盧梭是永葆青春的。就在不久之前，我重讀了他的某些作品，我青年時代早期閱讀這本書時曾經有過的那種敬仰和驚喜之情又油然而生。”
托爾斯泰從盧梭那裏接受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主義思想，對強調尊重人，關懷人，以人為中心，提倡個性解放，反對封建製度和封建道德對個性的束縛，十分讚同，但他完全接受並加以發展的還是盧梭在這種民主主義思想基礎之上的追求人的個性完善，而主要是個人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懺悔意識。他在1857年1月發表的中篇小說《青年》中寫道：
我的理想以四種心情為基礎：第一……對一個幻想中的女人的愛情……第二……對愛的回報……第三是希望一鳴驚人……第四，也是主要的，是自卑自賤和懺悔，這種懺悔與對幸福的期望合成一體，密不可分，不帶絲毫傷感的成分……我甚至因為厭惡過去而感到愉快，而且拚命把過去看得比實際更加陰暗……懺悔和渴望完善，這是我在那種成長時期的新的主要心事，我因之對自己對別人以及大千世界開始產生了新的看法。
無疑托爾斯泰的懺悔意識確實是受到西方現代思潮特別是盧梭的影響，但這僅僅是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有趣的是托爾斯泰還受到東方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的影響，這是東方文化向西方移位過程中很值得探討的現象。托爾斯泰曾經借助英、法、德等國文學，閱讀了大量的有關中國哲學的論著，他親自翻譯老子的《道德經》，寫了《論孔子的著作》和《論〈大學〉》等文，他認為孔子和孟子對他思想影響“很大”，老子則是“巨大”的。1905年12月4日，托爾斯泰在給當時彼得堡政法大學留學的中國留學生張慶桐的複信中說：“很久以來，我就相當熟悉（當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這對一個歐洲人是常有的情況）中國的宗教學說和哲學；更不用說孔子、孟子、老子和他們的著作的注疏。”1906年9月至10月間，他在給另一個中國著名學者辜鴻銘的題為《致一個中國人的信》的複信中寫道：
中國人民的生活，一向非常引起我的興趣，我曾盡力想理解中國生活中我所能懂得的一切，這主要是中國的宗教的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和對他們的注疏。我也讀過中國有關佛教的書籍以及歐洲人所寫的關於中國的著作。
托爾斯泰對中國哲學的興趣，使他吸受了儒家“自省”、“自訟”、“每日三省吾心”的內省思想。這種內省思想不同於西方的懺悔精神，西方的懺悔主張心靈開放，溝通內心與外界的交流，強調向心外（上帝）求真理，而內省思想則主張心靈封閉，隔絕內心與外界的交流，強調向心內（實際是先天的道德觀）求真理。內省思想實際將認識論、道德觀、人性論熔於一爐，片麵誇大了主觀作用，以為隻要保持他們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變現實、改變社會和改變自己。其實“知這良知訣盜，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使消融，真個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不過是一種虛妄。托爾斯泰吸收這種內省思想，實際上是強調了道德觀，他從老子的“無為”中看重的其實也是“道德自我修養”和“勿用暴力抵抗邪惡”。
由上可見，托爾斯泰的懺悔意識是一種最虔誠的懺悔意識，主要來源於三個方麵：家庭教育，西方民主思想尤其是盧梭（包括福音書）的影響，中國儒家哲學。因此，這種懺悔意識是東西文化與俄羅斯文化撞擊的產物，是托爾斯泰的個人氣質與人類文化自然融合的表現，這隻有文化巨人才能做到。
魯迅在他世界觀的形成時期及其後一段時期曾受西方各種思潮的影響，吸收過“世紀末的果汁”，自然也吸收過當時流行的托爾斯泰思想的“果汁”。魯迅早在青年時代就很注意托爾斯泰。1908年在《破惡聲論》中，魯迅第一次讚美了托爾斯泰：“奧古斯丁也，托爾斯多（即托爾斯泰）也，約翰盧梭也，偉哉其自懺之書，心聲之洋溢者也。”這兒的“自懺之書”包括了托爾斯泰的《懺悔錄》。魯迅讚美托爾斯泰的“自懺之書”偉哉，這是因為他們在背叛自己所隸屬的封建階級這一點上，有著一定程度類似的經驗。魯迅對托爾斯泰的貴族式的懺悔，是有切身感受的。他讚美托爾斯泰的懺悔，是因為在他看來這種懺悔是真誠的，是“心聲之洋溢”，是“至誠之聲”。
魯迅從托爾斯泰那裏接受了坦蕩與真誠的懺悔意識，《熱風》集中的《無題》和小說《一件小事》便流露著這種坦蕩與真誠的托爾斯泰懺悔色彩：外來事物的衝擊，引起內心對崇高善良人性的發現，道德上的自我譴責，使自己玷汙了的靈魂得到蕩滌和升華。由於崇高人性的發現，“成為我的懷疑人類的頭上的一滴冷水”，再“看幾頁托爾斯泰的書，漸漸覺得我的周圍，又遠遠地包著人類的希望”。
但是必須看到，魯迅接受托爾斯泰的懺悔意識並不都是從道德自我完善出發的，這僅是一個方麵，即“慈悲”的一麵，另一方麵更主要的是從嫉惡如仇的一麵來接受的。魯迅從西方各種思潮中吸收的精髓是反傳統的精神，因此，他對托爾斯泰企圖通過人們真誠的懺悔和道德上的複活來達到社會的改造，由每一個靈魂的洗禮和更新來達到社會的變革，並不完全讚同。他與托爾斯泰不同的是他不沉溺於愛的說教，對於阻撓社會發展、人類進步的保守、邪惡和頑固的勢力，主張進行韌性的毫不妥協的戰鬥，認為隻有憎才能愛。所以他更讚賞托爾斯泰嫉惡如仇的一麵，稱讚托爾斯泰是一個“軌道破壞者”，一個“偶像破壞的大人物”，一個“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的徹底而堅決的破壞者。
魯迅認為舊象愈摧破，人類才愈進步。因此，他執意要做一個舊傳統的破壞者。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主張必須用暴力去改造社會，他曾多次申明自己是一個願意平和的人，認為平和的方法是可貴的。他主張用愛來聯結人心，聯係社會；由覺醒的人來背著因襲的重擔，解放下一代，以達到社會的變革和發展。因而，魯迅的破壞，是要對舊的文化傳統的反抗和批判，他的懺悔意識便表現為對民族傳統文化的深層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