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下半葉，正是俄羅斯和中華兩個偉大的民族處於最苦厄的時代，然而卻在各自不同的文化土壤上產生了兩個在精神上相似的文化巨人，這就是被人們視為俄羅斯“良心”的高爾基和中華之魂的魯迅。
魯迅生前就有人說他“是中國的高爾基”，他逝世時，人們幾乎一齊地喊出：“中國的高爾基死了。”而在蘇聯當年所有論述魯迅的文章中，都一致地認為魯迅是“中國的高爾基”。多年來，人們不假思索地將魯迅和高爾基相提並論幾乎已經成了習慣。但魯迅生前卻否認受高爾基的影響，當年一位作者為魯迅小說譯文作序，序中說到魯迅所受俄國文學的影響，列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列夫和高爾基等作家，魯迅看過文章後將高爾基的名字抹去，這至少說明魯迅否認自己是“中國的高爾基”。況且，他翻譯高爾基的作品也不多，我們隻看到《惡魔》和《俄羅斯童話》等幾篇。然而這並不說明他對高爾基缺乏熱忱的態度，相反，對於同時代的高爾基是深致景仰的，他在譯本高爾基《一月九日·小引》裏寫道：“然而革命的導師，卻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經知道他是新俄的偉大的藝術家，用了別一種兵器，向著同一的敵人，為了同一的目的而戰鬥的夥伴，他的兵器——藝術的語言——是有極大的意義的。”“中國的工農，被壓榨到救死且不暇，怎能談到教育；文字又這麼不容易，要想從中出現高爾基似的偉大的作者，一時恐怕是很困難的。不過人的向著光明，是沒有兩樣的，無祖國的文學也並無彼此之分，我們當然可以先來借看一些輸入的先進的範本。”在1935年譯出的《俄羅斯的童話·小引》中，魯迅特別指出高爾基“並不站在上等人的高台上看，於是許多西洋鏡，就被拆穿了”，從而成就了他的偉大。魯迅對於高爾基的獨到理解，表明了他和高爾基在精神上的相通。正是基於此，我們才來對這兩個處於不同文化背景而處於同一時代偉大作家的思想進行一番比較，從而進一步走近他們。
（一）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把高爾基和魯迅稱為無產階級的偉大作家，而兩國的政治領袖也都出於政治目的，從政治的高度盡力將他們劃為無產階級的英雄和代言人。列寧一直視高爾基為“無產階級藝術最傑出的代表”，甚至在高爾基與他的思想發生最尖銳的衝突時也非常大度地認為“高爾基是我們的人……他與工人階級及工人運動聯係太緊密了，他自己就是來自‘下層’的。他會無條件地回到我們這邊的……”當時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的《真理報》也發表文章說：“高爾基對於社會革命是太寶貴了，以致使人不得不相信，他很快便會躋身革命的思想領袖的行列，很快便會站到早就應該屬於他這位世界社會革命海燕的地方。”毛澤東對魯迅的推崇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他認為魯迅代表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方向，讚揚魯迅是中華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不僅尊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還將革命家的光環掛在魯迅的脖子上，甚至不惜多次使用“最”這樣的字眼。毛澤東與魯迅生前雖未謀麵，但他一直認為自己的心與魯迅是相通的，晚年病重期間，案頭一直擺放著《魯迅全集》。這確實非同一般，個中之韻味，決非常人能解。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無產階級政治領袖盡管也常常充當精神領袖，但麵對精神強大的文化巨人，他們的光焰至少沒有像麵對庸眾那樣強悍，他們強調文化巨人的階級屬性和政治意義，而淡化（不管是有意無意）其文學、文化的意義，恐怕主要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正因為如此，長期以來，高爾基和魯迅被人們化裝成徹頭徹尾的無產階級的偉大作家或革命作家，成為一種被閹割了真實思想的文學或文化偶像，至今都使我們難以認清其真正的麵貌。
當然，一個作家有他的階級屬性，但一個偉大的作家更重要的應是人民性。一個偉大的作家，他不僅僅屬於某個階級，更屬於全體人民，不僅僅屬於某個民族，某個國家，更屬於全人類。高爾基和魯迅都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他們承認作家的階級性，但更注重作家的人民性，他們並不把自己定位在無產階級作家的軸心上，他們更願意做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全體人民的作家和全人類的作家。
高爾基說，“說到‘俄國人民’，我指的決不隻是工農勞動群眾，不，我說的是所有的人民、人民的所有階級”。他認為工人階級“在爭取階級利益的鬥爭中，不應當拋棄對美好事物的全人類追求”。因此，高爾基總是站在全體人民的高度觀察和思考問題。人們習慣將高爾基的《海燕》中的海燕形象理解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其實，海燕這個詞在俄文中的意思是“暴風雨的報信者”，因此，將海燕理解為俄國革命的先驅和勝利的預言家，似乎更確切些。《海燕》是高爾基於1901年參加彼得堡反對沙皇專製的示威遊行後寫下的，它表現了俄羅斯人民反對沙皇專製，爭取民主自由的精神，洋溢著革命激情和革命理想。問世以後，對俄國和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起過巨大的宣傳鼓動作用，高爾基因此被稱為“暴風雨中的海燕”，在工人階級中享有崇高的聲譽。然而高爾基並不以為然，他從不以無產階級作家自居，相反常常將別人套在他臉上的麵具打得粉碎。十月革命初，他毫不留情地批評布爾什維克中部分人“表現出特權階層的精神和做法”，他尖銳地說：“我應當提醒這些先生們，俄國人民的優秀的心靈品質從未使我陷入過盲目狀態，我也不曾在民主派麵前屈膝膜拜，對我來說民主派並不是根本不能批評和譴責的聖人。”並聲明：“我自然不能再同工人階級的這一部分為伍了。”高爾基不想使自己成為階級或政黨的工具，因此他即使跟列寧見麵，也每次都激烈地爭論關於知識分子、人道主義、文化等問題。1921年11月，高爾基因健康狀況惡化而出國治療，在國外，他對十月革命後俄國現實的困惑並沒有解除，總感到被大量折磨人的瑣事所壓抑，但他依然“不可動搖地”相信人類美好的未來，於是他再次重複出國前的“錯誤意見”，他不僅沒有成為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的代言人，反而成為對他們影響最大的批評者，這引起了蘇維埃和工人們的極大震動，對他的“政治錯誤”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許多作家嘲笑高爾基，呼籲他盡快放棄自己的“謬誤”，《真理報》質問高爾基，工人團體也通過決議，要求作家記住他作為革命的海燕，作為曾使許多工人走向革命運動的長篇小說《母親》的作者，曾經起過多麼大的作用，工人們甚至滿懷義憤地說到高爾基在國外的言論。一時之間，高爾基似乎成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可恥叛徒”，然而，他卻不改初衷，羅曼·羅蘭在一篇文章裏寫到高爾基，說“他常同列寧爭論；他們互相真誠地愛著，誰也沒有放下武器”。
然而，無論高爾基怎樣讓人們吃驚，也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人們把他作為無產階級偉大作家的地位，因為不管怎麼說，他出身於社會底層，曾飽嚐人間苦難，經受了生活種種的磨煉，深刻地了解底層人民，尤其是無產階級的悲慘境遇和革命要求，況且他加入過布爾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列寧有過多年的交往，確實寫出了《母親》、《敵人》那樣的深刻反映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作品，被視為無產階級的偉大作家確實在情理之中。但這難道就是高爾基的全部嗎？十月革命後直至逝世，高爾基大部分時間是在國外度過的，這除了健康的緣故，恐怕與高爾基覺得在國內思想受到壓抑無法創作是分不開的，他感到在國外看俄國看得更清楚，基本上在國外完成的後期代表作，被譽為史詩的《克裏姆·薩姆金的一生》，塑造的並不是如人們期待的十月革命後無產階級的“兒子”形象，而是描寫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社會的幾乎一切社會階層，塑造了克裏姆·薩姆金這個作為叛徒、作為“被迫的革命者”的典型形象。高爾基始終堅持為全體俄羅斯人民，為全人類創作的原則，除了他的回憶錄《列寧》，他不再唱頌歌。他把自己歸於全體人民。
將魯迅說成是“中國的高爾基”，如果是說魯迅也不喜歡別人尊他是無產階級作家或革命作家，或許有些道理。魯迅出身於封建官僚家庭，從小過著公子哥的生活，後來家境陷入困境才飽嚐人間涼薄，但他做過小官僚，青年時加入同盟會，也隻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組織，並非無產階級政黨。五四時期登上文壇，所謂“遵命”並非一種確切之說，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謙之說，要“遵命”也隻是遵五四文化先驅之“命”，五四時代之“命”，“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更非無產階級領袖之“命”。20世紀20年代末，與太陽社、創造社等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也隻是被迫論戰，並不想提倡所謂革命文學。30年代雖然加入“左聯”，成為左翼作家一員，卻與“左聯”周揚等領導人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以至感到被利用而憤慨，他不僅在私人信函中痛斥周揚等人是“元帥”、“工頭”、“奴隸總管”、“橫暴者”，而且發表文章公開抨擊，並一再宣布不參加任何集團。在他的小說中農民形象和知識分子形象很鮮明，但工人形象隻有速寫式的人力車夫，而沒有高爾基筆下振臂高呼應者雲集的工人領袖巴威爾。魯迅從來沒有把自己看做是無產階級的一員，他對生前唯一引為知己的瞿秋白對自己的評價卻是認同的：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士大夫階級的貳臣，浪漫諦克的革命家的諍友。魯迅認為無產階級是新興階級，自己不屬於這新興階級，他的“曆史中間物”的意識使他認為自己不過是新舊時代和新舊社會交替過程中的中間物，不屬於新時代，也不屬於新社會，他隻能是新舊時代和新舊社會過渡的一座橋梁。況且魯迅是中國最黑暗的時代由黑暗自己製造出來的精靈，肩負著與黑暗專門搗亂的使命，“這在中國的特定國情下，實際上意味著與整個社會宣戰；他理應作為‘國民公敵’而得到全社會的詛咒，並陷於‘無物之陣’中不能自拔：他不可能有其他命運”。他注定要在與黑暗的殊死搏鬥中，與黑暗同歸於盡，並以自己的消失證明光明的到來。因此，魯迅生前對於人們戴在他頭上的桂冠總是毫不客氣地加以奉還，他說：“我想撕掉別人給我貼起來的名不副實的‘百科全書’的假招貼。”他並不覺得自己有名，“即使有之，也毫不想因此而作文更加鄭重，來維持已有的名，以及別人的信仰”。他一再聲稱，他“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範本”。因此，當我們用“無產階級作家”或“革命作家”來界定魯迅的屬性時，是否覺得太簡單化，覺得與魯迅的思想相距甚遠呢？
（二）
世界上一切偉大的作家都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高爾基和魯迅也不例外，但他們的人道主義思想比起托爾斯泰來更具平民色彩，更具革命精神，更具博大和寬廣的胸懷，閃爍著人類良知、善性的永恒的光輝。
人道主義是俄羅斯文學的一麵旗幟，高爾基繼承了俄羅斯文學對人的愛和關懷，比先驅們走得更遠。高爾基在他24歲的時候，開始使用馬克西姆·高爾基這個筆名，這個名字在俄文中的意思是“最大的痛苦”，由此而開始了他的人道主義思想的艱苦探索。由於早年不平凡的經曆，在19世紀90年代的俄國作家中，沒有任何人像高爾基那樣，具有豐富而複雜的下層社會的生活經驗，像他那樣真誠地關注和深刻了解下層人民的痛苦和要求。1908年，他寫下了中篇小說《懺悔》，盡管受到了列寧的批評，認為是“美化了神的觀念”，但它表現了高爾基對人道主義的真誠追求。這部小說描寫一個失去舊的上帝的人如何找到新的上帝的故事。主人公馬特威是一個身世不明的孤兒，從小被遺棄，飽受了人間的辛酸。成年以後，妻子和孩子又相繼死去。因此，對生活喪失了信心。但是，他有根深蒂固的宗教觀念，想在流浪中尋找上帝和真理。可是，他處處看到的都是肮髒和罪惡，找不到真理。最後他領悟到：上帝不是在我們之外，而是在我們之中，人民是造神者，人們正在製造一種新神——也就是美和理智、正義和愛之神。1920年，高爾基寫下了劇本《在底層》，這個劇本深刻表現了資本主義社會底層人民的痛苦生活，告訴人們在底層埋葬著無數有才能的人，像沙皇這樣壓迫和摧殘人的社會製度是不能夠存在下去的。他通過流浪漢沙金表達了他的一貫的人道主義思想：“應該尊重人，不要你去憐恤，不要拿憐恤去殺了人的尊嚴。”“人就是真理，人是偉大的，人有創造一切的力量。萬事都為了人。”這種以人為本，對人的終極關懷比托爾斯泰那種貴族式的抽象的人道主義說教要有力和深刻得多。高爾基在他所經曆的各個年代哪怕是在最艱苦的歲月裏對各個階級、各個階層的人都堅定不移地反複地闡述他的這一卓越的思想，他堅定地說：“人——不應該忘記這一點——是大自然最美好、最有價值的作品，是宇宙中最好的東西。”“我們應該知道，地球上一切創造出來的事物都是地球的唯一的主人和地球的勞動者——大寫的人所創造的。”“人畢竟是人，而且歸根到底獲得勝利的還是人性，這就是全世界的生活的偉大意義，生活再沒有別的意義了。”他對基督充滿了敬仰之情，認為“基督是人對正義和美的向往創造出來的兩個偉大的象征之一”，“基督是不朽的仁慈和人性的思想，普羅米修斯是群神的敵人，第一個反抗命運的暴動者。人類再沒有創造出什麼比這兩個自己的意願的化身更偉大的事物了”。“總有一天，在人們的心中驕傲、慈善、溫順和爭取達到目的時的瘋狂、勇敢這兩個象征將融成一種偉大的感情，而所有的人都將意識到自己的重要意義、自己追求的美好和所有的人之間的一致的血肉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