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魯迅誕辰120周年
自1919年2月1日出版的《新潮》雜誌第1卷第2號上發表傅斯年最早關於魯迅小說《狂人日記》的評論文字，魯迅研究已整整有了八十多年的曆史，八十多年來，不管有多少人七嘴八舌的議論和非難、藻飾與塗抹、貶損和苛責，都無法改變這樣一個共識：魯迅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20世紀中國現代文化最富深刻性與永久性的文學經典。但20世紀末以來，這一共識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責疑和非難：1998年朱文、韓東等一批青年作家在《北京文學》第10期發表“斷裂”調查引起軒然大波，非議魯迅的言論在20世紀末成為媒體追逐的熱點；1999年末葛紅兵在《芙蓉》第6期發表了《為20世紀中國文學寫一份悼詞》，又引起爭論；到2000年王朔在《收獲》第2期發表《我是魯迅》，引起更大的反響，貶損魯迅似乎成了一種時髦。特別是互聯網上，緊隨王朔之後，出現了多篇批評魯迅的文章，如張閎的《走不近的魯迅》、朱大可的《殖民地魯迅和仇恨政治學的崛起》、崔衛平的《閣樓上的瘋男人》、楊小濱的《瘋子·狂人·真假魯迅》等，這些文章在網上都引起了較大的爭議。
我們先來看張閎的《走不近的魯迅》這篇大作：他首先論述了為何“走不近魯迅”，原來“一部現代中國的文化史，差不多也是一部《西遊記》。其中，最大的文化‘聖僧’就是魯迅。魯迅就是一個被各種各樣的無形的光圈所包圍的現代聖人。圍繞著魯迅的光圈稱做‘魯迅學’，或者‘魯學’……這些‘魯學家’們埋伏在光芒四射的‘魯學’圈子四周，虎視眈眈，監視著任何企圖接近魯迅的人。人們如果不是心存頂禮膜拜之意的話，就大有可能屬於妖精之類，自然也就無一例外地被阻擋在那些神秘的光圈之外了”。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張閎分析了魯迅成為“聖人”的原因是因為有“一位好朋友”（許壽裳）、“一位好夫人/好情人”（許廣平）、“一些好弟子”（魯迅的徒子徒孫們）的吹捧與虛構，並指出“‘魯學’的主要工作是大量製造神話”，如“幻燈片神話”“魯迅性格的神話”（此外，魯迅還利用“青年必讀書”作秀，做50大壽時“儼然上海灘的老大”）。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張閎批判了魯迅的雜文“在這個魯迅獨創的文體中，自然不乏佳篇”，“但也有許多（特別是晚年的雜文）充其量隻是一些時文，或者是一些與論敵之間纏夾不清的口舌之爭。這些作品文學上的趣味惡劣，內容上無非是一些平庸的‘真理’，或一些自相矛盾，強詞奪理的‘宏論’。這些文章在現代文化批評領域內開創了一種粗暴和簡單化的風氣……更可怕的是，他還是‘國家美學’的樣板，直至今日，這種雜文依然是現代青年人從小學到大學的必讀書。他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現代中國人的惡劣的文化態度和粗糙的美學趣味，以至好幾代人都隻能以為，激烈和偏執是唯一正確和有效的思想方式和美學公式，寬容和公允則在道德上差不多與罪惡等同”。在文章的第四部分，張閎批判魯迅的小說和散文：“因為常常過於拘泥於‘國民性批判’的觀念，以至其小說的藝術空間顯得極其狹隘，主題和表現手段也常常過於單調、呆板……《阿Q正傳》在藝術上過於單薄、粗糙，有時我感到很惋惜——這麼好的一個題材給寫糟了！而且敗筆甚多，比如它的結尾，寫到阿Q赴死時看到圍觀群眾的眼睛的一段，顯然是最生硬做作的段落……這是一處在藝術上不可原諒的嚴重敗筆。而‘魯學家’們都以為此處大有深意。”張閎認為魯迅的小說最精彩的是《孔乙己》，《風波》、《祝福》算是佳作，《藥》、《孤獨者》、《在酒樓上》、《傷逝》勉強可以，《肥皂》、《高老夫子》的諷刺性還不如雜文來得精彩。《一件小事》、《弟兄》幼稚得可笑，近乎無聊。他認為“在《故事新編》中，魯迅作為小說家的才能在這裏發揮得最充分。但這一點是‘魯學家’們所不願意承認的，因為《故事新編》沒有《呐喊》、《彷徨》中那樣多的‘深刻’思想。一位‘魯學家’無論他有多麼愚蠢，但隻要掌握了所謂‘國民性批判’這一法寶，就能把握《呐喊》、《彷徨》以及魯迅的雜文，但這件法寶用來解釋《故事新編》或《野草》這樣的藝術性較強的作品時，就不那麼靈便了”。“至於《野草》，無疑是現代漢語文學中最為燦爛的藝術之花……《野草》展示了魯迅內心世界豐富和複雜的一麵，也是更真實的一麵。因為他的痛苦和矛盾，使我感到他是真實的和可親近的。而《野草》之後，魯迅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找到了擺脫內心矛盾的途徑，他的寫作反而失去了應有的魅力。”在文章的最後，張閎言不由衷地總結：“無論如何，魯迅是現代中國最具影響的文化現象之一。從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知識分子（乃至全體公民）的靈魂的真實麵貌。從這個意義上說，魯迅確實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也是現代中國社會的一麵‘鏡子’，或者還可以說是‘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