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所謂學術研究起步於魯迅研究，收進本書關於魯迅的這些論文都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陸續寫下的，表達了我那個時期的魯迅觀，記錄了我在學術研究道路上蹣跚學步的印跡，現在我把它們集結成冊，算是敝帚自珍吧。
我的魯迅觀是在生活中逐步形成的。記得上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學過一篇課文，說的是魯迅先生踢“鬼”的故事，不過那時我沒有記住魯迅的名字，倒是記住了“鬼”原來是盜墓的，世上根本沒有“鬼”，“鬼”其實是人鬧出來的，所以對那個踢“鬼”的好漢很是敬佩。後來長大了些，才知道那個踢“鬼”的好漢就是魯迅。因為知道沒有鬼，便有了走夜路的勇氣。那時我在鄉下上學，鄉下是沒有電的，一到晚上就黑咕隆咚的，伸手不見五指，點的是豆油燈或者菜油燈，真跟“鬼”火似的。鄉下讓人覺得最高興的是放電影，因為放電影要發電，夜色裏便有了光明。放電影時我是一定要去的，但每次都要經過一片墳地，去的時候還好，畢竟不太晚，回來時就有些害怕了，夏天有時還會遇到“鬼火”（磷火）跟在後麵移動，但一想到踢鬼的故事，心裏的勇氣自然就上來了。可以說，魯迅先生踢鬼的故事曾讓少年的我在困境中堅定著生活的勇氣和信念。
“文革”時期，我僥幸沒有下鄉插隊，上了兩年“政治”高中，學工學農學軍學“毛選”，挖防空洞。後來大概因為我有一個哥哥和妹妹已經插隊的緣故吧，我進了一家縣辦機械工廠當了工人。在此期間，為工廠寫了一篇通訊報道被《新華日報》刊登了，《新華日報》給我寄來了兩本書，打開一看，竟是兩本魯迅雜文，分上下冊，當時沒有稿酬，這應該是很大的獎勵了。我有些喜出望外，在無書可看的時代裏，有魯迅的書可以公開地看，畢竟多少可以彌補一點靈魂的空白，因為我知道這至少也可以避免因躲在蚊帳裏看《紅樓夢》被人密告看黃色書籍的嫌疑。青年時代的我在魯迅的雜文裏找到了反抗黑暗的勇氣，於迷惘中燃起了追求光明的一絲希望，而那時對社會、對人生的思考也漸漸地積澱下來而最終溶進了後來魯迅研究的論文中了。
青年時期我一直有過夢想，就是以後能當魯迅那樣的作家，所以後來寫了不少小說、劇本，但因一次中篇小說的退稿，便擱筆了。80年代中期，還在猶豫是繼續搞創作還是進行學術研究時，我在報上看到了教育部舉辦助教進修班的招生啟事，於是便報考了華中師範大學現代文學助教進修班，不久就成了其中的一員。助教進修班有一門主修課，就是魯迅研究，主講老師是留學過蘇聯的陳安湖先生，陳先生德高望重，治學嚴謹，是魯迅研究界的老前輩了，隻是我覺得他的方法過於傳統了，所以在他組織的研討會上與他的研究生進行了激烈的辯論，這多少讓他有點尷尬，但陳先生心胸廣闊，用當年魯迅的話鼓勵我們：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讓我很感動，所以學習結束時，我特地去向他告別。助教進修班的班主任黃曼君先生是一個深受楚文化浸染的具有浪漫主義詩人情懷的學者，也是一個十分熱情獎掖後學之人，溫文爾雅，平易近人的人。我跟他初次相見時，便一見如故，成了忘年交。後來在離開華師的日子裏，我跟他通信，總是喜歡稱他曼君師。其時我抱著試試筆的態度寫了一篇《魯迅學斷想》的小文，參加華中地區青年教師、研究生的論文比賽，沒有想到得了一個特等獎，事後才知道曼君師是評委會主任，他看到這篇小文後很欣賞。他問我寫過幾篇論文，我說沒有，他感到吃驚，覺得不可思議，在此之前我確實還沒有寫過一篇正兒八經的文學論文，而我的那些學兄個個身手不凡，頗有成就，曼君師卻認為我能寫，有潛力，勉勵我要多寫。曼君師的鼓勵使我樹立了進行學術研究的信心。也正是在助教進修班我開始了對魯迅的研究，開始有了自己的魯迅觀，開始了我學術研究的起步。
從華中師範大學現代文學助教進修班學習結束歸來，經南京師範大學的甘競存先生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趙存茂先生的推薦，江蘇省魯迅研究學會和中國魯迅研究學會先後吸收我為會員。隨著對魯迅的了解越來越多，也就越來越渴望走進魯迅的精神世界。但研究魯迅沒有那樣簡單，其時魯迅研究已是一門顯學，在這個領域集中了學術界眾多的精英，研究成果累累，一個魯迅研究專家曾戲說：魯迅的每一個細胞都叮滿了螞蟥。並且告誡：不是每個人都能研究魯迅的，得有魯迅的精神和氣質。這真的讓人有些望而生畏。盡管如此，我覺得還是不能就這樣放棄了，因為在我的內心深處，覺得自己在冥冥之中似乎與魯迅有某種精神上的聯係。魯迅出生士大夫家庭，而我出生的家庭要尋根的話，恐怕也當屬士大夫家庭了。如果追根溯源，冒氏家族應該是成吉思汗的後代了。公元1219年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建立了橫跨歐亞大陸的大蒙古帝國，沒有料到150年後的夏天，銳不可當的朱元璋的部將兵逼大都，迫使大可汗的裔孫脫歡帖木兒倉促撤退，率領宗室六宮、宰臣、近戚和6萬將士遠奔漠北，但散居在各地的蒙古大軍還有34萬男兒陷在中原。當明軍大破元兵於洛水之北，截斷了黃河以南蒙古軍民和王公顯宦北歸的通路時，這些被遺棄的臣民，不得不隱姓埋名，或變改漢姓定居大江南北，逐漸與漢族同化融合。冒氏的祖先便是當年淹留中原的蒙古族人之一。據考證是成吉思汗嫡孫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鎮南王脫歡後人。而如皋冒氏家譜中記載始祖冒致中（東林）與泰州始祖冒啟之為嫡兄弟，他們的生父叫德新，“家世業儒，雖兵戈擾攘，而不輟弦誦”。至冒辟疆（冒襄）是十二世，至我們這一輩，分支眾多，已是二十世、二十一世了。以往常有人問我是否是冒辟疆的後人，並愛拿他和秦淮名妓董小婉說事。其實冒辟疆並不隻是風流才子，他與方以智、侯方域、陳貞慧並稱“明末四公子”。辟疆少時即負才名，他的朋友稱讚他：“論列天下大事，激昂慷慨，旁若無人，浩然有祖生擊輯之氣。”又雲：“少以絕代才名，出而交天下士，長而遊名山，涉京華，攬轡澄清，廓然有用世誌。”
但辟疆無意功名，對閹黨把持下的南都小朝廷不抱任何幻想。他團結東林後人與複社諸君子，對馬士英、阮大铖等閹黨餘孽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明滅亡後，辟疆曾接應鄭成功反攻南京，積極進行反清複明運動。失敗後，挈家逃亡，流離於浙江海鹽，後返故裏閉門家居，直至去世。毛澤東評價辟疆道：“所謂明末四公中，真正具有民族氣節的要算冒辟疆。”冒氏前輩重儒術，讀書多，遊曆廣，交友眾，以文章為“不朽之盛事”而努力耕耘，傳至後代遂成家風。我父親在世時，曾告訴我，我們這一家族是從如皋城冒家巷分離出來的一個分支，在如皋的東部（即現在的如東，）單獨建了一個冒家莊，1949年前每年都要把祖宗牌位捧到冒家巷舉行隆重的祭祖儀式。前幾年，我們曾在冒家莊原址尋找祖塋，結果未尋得高祖墳，卻尋得曾祖父和大祖伯以及祖父的墳，在修繕祖塋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隱藏的墓碑，從墓碑上看，和冒氏家譜果然相符，曾祖父是清時太學生，大祖伯是皇清例授國學生，但祖父沒有墓碑，靈柩也特別薄和小，幾乎腐爛，這一發現說明當時家境的艱難。冒氏到我祖父時家道已經徹底衰落，隻剩十二畝地，已經資不抵債了，但土改時被劃為破落地主，即小地主，這導致我們多年生活在血統論和唯成分論的陰影裏而難以擺脫。而13歲，這對魯迅，對我都是一個刻骨銘心的分水嶺。魯迅13歲那年因祖父科舉作弊案而家道中落，從此天上人間兩隔，魯迅嚐盡世態炎涼，閱遍社會黑暗，看破人間萬象。13歲之於我也一樣。本來我的童年就多災多難，一出生就先天不足，沒有奶吃，兩歲便得了肺炎，50年代初，這可是一個大病，接連好幾個月母親每天抱著我到醫院打針，好不容易把我從死神手中奪了回來。不知屁股上挨了多少針，4歲之後我才能下地學走路，幼時的我隻能躺在搖籃裏或坐在門檻上非常羨慕地看著街上跳跳蹦蹦的小朋友們，夢想著能和他們一樣自由快樂，正因為如此，養成了我愛沉思的習慣，也正因為這樣，我對於生理上的疼痛，是特別能夠忍耐的。
但對於心理上的疼痛卻特別的敏感。13歲之前，我一直沉浸在紅色少年的夢想中，脖子上係著紅領巾，臂章上掛著三道紅杠杠，家中貼滿了我三好生的獎狀，小學畢業以全縣第一名考取初中，初一時，又被列為全校十大學習標兵之一。但“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一所農村中學當校長的父親成了“走資派”，雖然1940年他便參加了新四軍，但破落地主的家庭出身讓他和他的子女烙上了黑色的印記。13歲的我麵對外界歧視、懷疑、蔑視、嘲笑，當然也有同情的目光，心靈就像一隻小船在大海中遇到九級浪一樣，翻天覆地，我隻能在無望中掙紮，自尊變成了自卑，希望變成了絕望，但我又心有不甘。魯迅當年反抗絕望，不是發出了“絕望之為虛妄，正於希望相同”的呼喊嗎？而我在這10年中也開始了與自己自卑的反抗，開始了紅與黑的生死博弈，在政治上拚命的表現自己，要和所謂地主階級的家庭劃清界限，做無產階級革命的接班人，然而黑色印記的夢魘卻使紅色夢想一次又一次的破滅，所有的努力都付諸東流。這又使我的自卑不斷加深，但同時也使我反抗自卑的決心更加堅決。所以後來特別的喜歡讀魯迅的《野草》，我覺得那是一個反抗絕望的強者發出的比絕望更強大的心聲。反抗自卑，必須內心強大，而內心強大，才能反抗自卑。反抗自卑的情結讓我最終決定要硬著頭皮去叩開魯迅研究的大門。身處偏僻小縣城的我研究資料匱乏，隻是憑著一套《魯迅全集》和在助教進修班的一些積累，我陸續把自己一些研究的心得體會整理出來，那時沒有電腦，隻能是在稿紙上“爬格子”，雖然爬得辛苦，但因懷著一種對研究對象的敬畏，所以覺得是在做著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有點以苦為樂了。幸好，辛苦沒有白費，爬格子的成果陸續的變成了鉛字（在沒有激光照排的時代）。那時發表論文看的是論文的質量，並不講來頭，講身份，我記得《論〈呐喊〉〈彷徨〉的當代性》那篇論文發表在《魯迅研究》第14輯上時，是放在首篇的，而我當時僅是講師而已，在後麵不少已是很知名的魯迅研究專家了。要是現在恐怕就不可能了，一是不用，二是即使用了，也隻能排到最後。現在動輒“985”，博導，國家級重點課題，至少也是“211”，教授，省級課題，讓年輕人望而卻步。因此，我很感謝那些當年發表我的魯迅研究論文的編輯，他們是：趙存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王世家（《魯迅研究月刊》）、蔣廣學（南京大學）、李靜（《江蘇社會科學》）、張勁（《貴州社會科學》、徐景熙（南通大學）等。當然，我還得感謝我的親人和朋友們的關心和支持。我的二哥冒榮對我論文的鼓勵性評價以及使我最終走上學術研究道路所給予的幫助，堅定了我進行學術研究的信念，他本來是一個數學天才，隻可惜後來因為種種原因，用非所學，但他的睿智和成就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愛妻楊愛琴承擔了繁重的家務勞動和撫育女兒的工作，使我能在教學之餘潛心於學術研究，拳拳之心，難以回報；摯友黃毓任、蔡起泉等對我的學術研究所給予的支持和幫助，也是我一生中不能忘懷的。如果說這本小冊子還有什麼意義的話，應該說是獻給他們的，沒有他們，或許就沒有這本小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