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論，我對蔣子龍早期獲獎頗為轟動的作品是很喜歡的。我喜歡他那種行文的氣勢，那種文氣的陽剛之美。但我不喜歡他那種過分切近生活的報告文學式的寫作方法與選材角度。如果說，這不過是他的創作個性或曰風格，別人的喜歡與否、喜歡某一部分而不喜歡另一部分，其實都無關緊要。百花齊放我們不是渴盼多少年了嗎？問題在於，無論蔣子龍式的切近介入多麼可以作為一種藝術個性來理解，他所塑造的改革派企業家形象卻未能盡如人意。
首先，作為虛構的企業家喬廠長，獨往獨來，包打天下，撥弄一個企業於股掌之上，指揮若定而攻無不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隻要努力，就能做到，這不過是唯意誌論；隻要有英雄的領導，他的領導就無往而不勝，這不過是英雄的史詩。即便在中國的企業改革的個別例證中，不乏這樣叱吒風雲的人物，這樣的人物也和現代意義上的企業家格格不入。
其次，作為超越了手工作坊時代的現代企業，和整個工業體係血肉相連，牽一發而動全身。整個鏈條澀滯而其中某節鏈環高速運轉是不可能的，或者僅是極為瞬時的。換言之，一部鏽結的機器上僅有一兩隻螺絲釘閃閃發光遠遠不夠。一個企業家管好一個工廠，一個工廠帶動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影響一個係統……這不過是紙上談兵，甚至是小農經濟式的幻想。沒有整個工業體製的戰略變革，缺乏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市場潛能，英雄的喬廠長們終究沒有用武之地。
近年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似乎能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與還田於民同步，鄉鎮企業一下子鬆了綁繩。它們和依然主要受計劃調控的國家大工業展開了一場並不平等的競爭，它們取得了幾乎是不戰而勝的優勢。我們很難認為，農民企業家反而要比工人知識分子企業家更聰明。或者說，鄉鎮企業相對良好的發展環境造就了它們的成功，同時造就了一大批農民企業家。
因而，處處掣肘、轉動不靈的喬廠長們痛心疾首無可奈何地敗下陣來。最初的紙上寫出的光輝黯然失色。作家的可貴的責任感和真誠的希望到頭來顯出了某種錯失。這樣認識，無疑是對多年以前發表的一篇好作品的過分苛求。但我們也許還能這樣設問：既然文學作品要迫切地介入生活，現實生活這把尺子為什麼不可以反轉來衡量作品呢？於是，我們到底還須認為：文學畢竟隻是文學，虛構到底隻是虛構。
就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的水準而言，它終於擯棄掉“青天意識”和“英雄崇拜”。起碼一些最優秀的作家具備了如此自覺的意識。這種意識的先鋒性和新潮性在中國文壇自有其積極的價值。
但現實畢竟是現實。中國最高決策者一聲令下還田於民，八億農民就混圓了肚皮。中國的工業改革究竟何去何從，沿海戰略、商品經濟、市場調節、股份製等等方針大計到底如何決斷，事實上還必須依賴“一聲令下”。全國人民眾說紛紜，各界精英獻計獻策，參與意識空前高漲，而中國還確實沒有形成一個能充分體現各方意誌的體製與環境。我們還不能不寄希望於領導者的英明，不能不乞靈於開天辟地的英雄。“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中國出了個大救星”，這是一個英雄崇拜的怪圈。
中國文人、中國文壇、中國文學，在這世紀末能否掙脫這個怪圈呢？
對此，我很難表示哪怕審慎的樂觀。
獨腿巨人的無奈
富有社會責任感、以社會良心自任的文學家，或關注社會弊病大眾命運，或熱衷靈魂拯救世道人心，可謂悲天憫人。甚至半通不通套用“終極關懷”這一高級詞語自鳴得意，沾沾兮，翼翼兮，不類凡庸，脫俗而超塵。對芸芸眾生的世相刻畫，有時就未免尖刻；對滾滾紅塵中拜金利己等行為的鞭笞，往往疾惡如仇。
寫作這樣一些文章來發表，這一行為本身無形中烘托了作家形象的高大、立足點的嚴正乃至精神的崇高。當然，個別真真假假宣稱“玩文學”者可以不在此列。
公然誠實告白天下寫文章隻是筆耕換取稿費者也可以不在此列。於是這後兩者也就往往被富於責任感的文學家鄙薄蔑視，為他們竟然也搞神聖的文學、自己不得不與之為伍而懊惱良多。
然而首先，認真弄文學和隨便玩文學隻是主觀操作的區別，大家的作品雖有文野高下、雅俗良莠之分，本質意義上卻都是某種商品。大家都用作品來換稿酬，在這一點上，誰比誰更紳士、更淑女、更高雅更脫俗呢？五星級飯店燈火輝煌，車馬大店也門庭若市；有豪華超級市場，也有街攤跳蚤市場；雄健的大狗要叫，癩皮小狗也要叫。大狗懊惱，隻怕小狗懊惱還要更多些呢！就中國文學所麵對的市場而言，倒是隨便玩玩的文學更為適切市場行情更能賣得好價錢更像大狗。這時，那小狗的懊惱更帶了些酸葡萄的滋味。
其次，凡操作家行當，凡寫了作品拿來發表者，實在是一些最不甘寂寞的人。黃鍾大呂不知是否敲響，瓦缶倒確實不住雷鳴。文壇因而熱鬧非凡絲毫不亞於喧囂的市場，因而成為極其典型的“名利場”。作家非獨要獲取稿酬養家糊口，更希冀贏得身前身後名。我們可敬的作家固然喜歡宣稱是為創造的歡樂為學術的進步為世道人心而寫作而點燈熬油，但哪個敢宣稱自己一丁點兒都不想名利二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