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曹雪芹沒有被強迫到劉姥姥村子裏去深入生活。
被打成右派、勞改監禁的慘痛生活，造就了一批右派作家，所謂“五七戰士”。
被剝奪了讀書升學的權利、強迫上山下鄉的刻骨經曆，孕育出一批青年作家，所謂“老三屆”。
“五七戰士”與“老三屆”為代表的兩大集團，成為帶動中國新時期文學不斷前進的兩條腿。
相比而言，前者生活積累也許更加豐厚，但思想相對僵死。有一位專寫“大牆文學”的作家，把人們不得已去國說成是“叛國”，他大力塑造的文學典型愛國者，寧肯繼續住監獄、寧肯挨槍斃也不出國。對“朕即國家”缺乏起碼的批判認識。另有一個被打成右派的作家，說他的挨打經曆是“娘打兒子”。這就不僅是肉麻、簡直是無恥了。
老三屆作家開始學習寫作，適逢國門大開，各種思潮包括創作理論迭合湧入。大家努力用全人類的先進思想來武裝自己，而不是“獨尊儒術”。
前者幾乎被徹底閹割；後者萬幸還保存了一點自我。
老三屆作家逐漸成為獨力支撐中國文壇的中堅。
然而，看似龐然大物的中國新時期文學，卻是一個“獨腿巨人”。
上世紀前半頁，中國作家大多曾經出國留學居停。或東洋或西洋，大家周遊列國，因而獲得了某種世界性的眼光。或者說，大家有中外兩種文化準備，仿佛行走的人長有兩條腿。
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作家，盡管手裏沒有多少大牌、好牌，卻也擠進了世界文學的整體牌局。
新中國文學直至新時期文學，相比之下先天不足。以我們寄予希望的老三屆集團而言，作家們學養不夠，更沒有機會出國求學，難得具備世界性的眼光與實力。好比一條腿行走，不易跋涉高遠。
這時，“偉大時代必然產生偉大作品”就更加聽得像是癡人說夢。
中國文學未能走向世界，客觀原因也不可忽略。
歐洲中心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始終稱霸世界。
當今世界更加變成了一個英語世界。
日本的全盤西化，日本在戰後的經濟發展，極大提高了日語在全球的話語權。相比之下，中文處於一種顯然的弱勢地位。
平心而論，中國的小說真個那麼差嗎？中國小說的讀者群還不夠龐大嗎？但西方中心斷然漠視這種巨大的存在。
軍事霸權、經濟霸權，支撐了西方的話語霸權。發展中國家沒有多少發言權。它們的文學或者遭受漠視，或者被曲解利用。包括前蘇聯，曾經有作家獲取過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的標準在於作品是否“持不同政見”。
如此的評獎標準極大地敗壞著文學。
除了長官意誌，除了禦用評論家，還有若幹大牌評論家也愛對小說創作指手畫腳、評頭論足。而且，由於他們擁有話語權，表現十分傲慢霸道、乃至冥頑猖獗。
如果說小說創作應該源於生活基於人心，那麼對小說的評論賞讀能夠離開對生活的體驗和對人心的覺悟嗎？
不幸的是，我們的評論家多數缺少對生活與人心的起碼理解。他們隻是從前人和外國人那裏掮客似的搬來一些評論體係，然後用這些體係來嚇唬人。
國外的新潮理論層出不窮，所以評論家用來嚇唬人的棍棒很多，用掉一根又來一根。有人揶揄說，相當一段時間裏，有幸被大牌評論家納入視野的一些小說家，就像被鞭子驅趕的狗一樣喘不過氣來。
如果中國沒有偉大作家，那就更不可能有什麼偉大評論家。
他們對小說的敗壞也相當嚴重。
小說產生轟動效應、作家一夜成名，這樣的時光不過短短十來年。曾經極其熱鬧的閱讀市場，乍然冷落。除了個別幸運兒，除了個別被精心炒作銷路不錯的小說，相當可讀的一部作品，印發萬把冊就算到頭。
中國京劇紅火了幾百年，眼下演出市場也相當不景氣。
有關方麵喊叫要“振興京劇”；耳邊好像也聽到過要“振興”小說創作的聲音。
小說似乎變成了什麼瀕危物種，要搶救、要保護。
要振興什麼，什麼往往很悲涼。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戲劇與小說的落寞並不是慣常意義上的兩個高潮之間的低潮。它們的振興或者重新輝煌，幾乎是再無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