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尊馬烽
公元1978年，我正式調入省文聯。在省文聯機關刊物《汾水》編輯部工作。
剛進作協大院那幾年，總覺得與馬烽老師有較大距離，不像和其他幾位老師接觸相處得那麼親近。
馬老師那時不僅是省文聯黨組書記，而且兼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身份有些與眾不同；一般不苟言笑，講話也特別注意政策性。在各種場合出麵，行止端正，麵容嚴肅；喜怒不形於色，一張臉子總是黑虎了。
我和李銳私下嘀咕：好家夥，一張油氈臉“刷”地就放下來了！
馬老尋常不到編輯部來，來的時候呢，編輯部的氣氛就提前有些緊張，至少大家在心理上都格外隆重起來。
馬烽正襟危坐開言道：共產黨花錢養著作家，能容忍作家寫小說反黨？門兒都沒有！
馬老說的是真話。是經驗，也是教訓；是警告，或者也是提醒。
眾人唯唯；我和李銳對對眼神，默默無語。
所以，我對馬烽最早的印象也隻是一種遠遠觀望。而盡管隻是遠遠觀望，我在內心對馬老師卻漸漸產生了幾分佩服。
多年裏，但凡分房調資，關乎什麼個人利益榮譽之類的事情，馬烽總是帶頭出讓，絕對沒有一次例外。事情看似簡單，這樣領導，後來就幾乎再也看不到。
一位編輯和老西吵架之後，馬烽曾經在全機關大會做過嚴肅批評。“老西不僅主持刊物，還主持全機關的工作；他心髒不好，你把他給我氣病了怎麼辦？”
當時確實是聲色俱厲。
不久，就有分房調資這些工作開始。人們私下揣測，那人恐怕要受影響。不能忍得一時之氣，惹翻了西爺馬爺，有你的好果子！但大家擔心的事情沒有發生。眾說紛紜，七嘴八舌，馬烽耳邊肯定也不乏對其人不利的種種談論進言，據說——馬烽一錘定音道：
有缺點，該批評就批評；房子工資，關係到一個人的生計飯碗子，不能拿這個整人！
後來，鄭義因為動亂問題遠走美國，當政者很快將鄭義剛剛分配到手、精心裝修過的新房分配給他人。鄭義是擁戴換屆、鼓吹新領導上台，鞍前馬後最積極的先鋒官啊！
莫論老百姓議論紛紛，馬烽對此也是有看法的。他說：五七年打右派，我們也沒有掃地出門嘛！
早在1957年反右鬥爭之前，各種運動不斷，上麵已經揪出了所謂“丁陳反黨集團”。馬烽作為中央文講所工作時代所長丁玲的秘書助手，當然也受到了牽連。
而當時青年的馬烽堅持了原則，絕對不肯反戈一擊、落井下石。於是，他在最火最紅的時候，開罪了周揚等運動老手；選擇深入生活回到山西，離開了北京、離開了中國文壇權力中心的是非之地。那樣的年代，那樣的形勢之下，馬烽寧可自己受損害、決不違背良心良知，容易的嗎？
被打成右派發配來山西地麵的文人作家有不少，比較著名的有丁玲、唐達成、叢維熙和公劉等人。馬烽一直是我黨的當紅作家，按說對右派絕對不會有什麼同情；但馬烽作為他自己，卻不乏善良人的同情心。所以，馬烽在“文革”前後，對幾名落難文人都做了盡可能的安排調動。所作所為，不必旁人評價，幾位右派名流應該都有切身體會。
1989年動亂之後，馬烽榮調中國作協出任黨組書記。在他調任之前，中國作協不免人心惶惶，生怕挨整。許多人都在談論：馬烽嘛，對人還是不錯的！仿佛是強調一種希望，是用希望來給自己壯膽。
而事實最終證明，馬烽堅決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但他決不整人。
馬老的政治觀點包括文藝觀點可能老派一些，但他作為個人，卻贏得了一個彌足珍貴的稱號、口碑和評價：老馬，那是一個好人。
最早，在我調入刊物不久，我和馬老師有過很少一點個人接觸。是在春節期間，初五之後，他那兒客人不多了，我去進行禮節性的拜訪。馬老這樣勸過我：
寫東西，不錯；但不能多寫。一年，寫那麼一篇、兩篇，可以啦！我這一輩子，一年也不過平均一兩個短篇。再說，寫東西，肯定影響編輯工作嘛。你說業餘時間寫，工作時間你會不會構思小說？那是肯定要影響本職工作的！
當時，我心裏相當抵觸。你老人家三十來歲就掙上三百多塊工資，我三十歲才掙三十多塊工資，我少寫小說行嗎？千字五元錢的稿酬，我要狠命掙啊！
事實證明，老馬說的一點不錯。我幾十年寫作過來，一年平均確實不過一兩篇小說。
但我自己堅持創作，做的也不錯。在創作最旺盛的時候，不曾壓抑自己的創造力。
後來，馬烽在公開場合表揚了我們幾個，肯定了我和李銳等編輯本職工作的成績與工作態度。
再後來，1988年，我調入省作協十年後，馬老師在巷子裏碰上我，仿佛不經意地說：
張石山，你的《神主牌樓》寫得好啊！真是不錯！
那是尊師第一次表揚我的創作。那是尊師對學生的由衷肯定。
盡管如此，至少在我，始終覺得和老馬有距離。他並不高高在上，我也決不輕狂自滿；但總是缺少親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