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作協理研室主任楊占平先生最早聽說了我的意圖打算，當即表示了同情，並積極動作，玉成其事。彙報領導知曉、贏得上級支持，不遺餘力。
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室主任寧誌榮先生得知我的出版意圖，則欣然表示興趣，樂於達成出版意向，積極申報出版計劃。慨然應允出任責編，盡早索要劇本文稿審讀。
由於本人原籍盂縣，隸屬陽泉市管轄，我也可算作陽泉市作家。令人欣慰的是，陽泉市政協聽說了我的想法，即刻表態樂於支持陽泉市政協主席宋林嶺先生嫻於書法，還撥冗為本書題寫了書名。政協秘書長崔慶和先生不憚煩勞，協商研討出書事宜巨細，堪稱辛勞。
而呂梁方麵不甘人後，有市政協副主席師百韌先生與柳林同德焦煤公司也積極支持劇本的出版，大力襄助，玉成其事。
諸多援手，令人感動；種種情形，恕不一一。
作者謹在此篇後記中表示真誠的由衷的謝意。
張石山何德何能，我寫的劇本又多麼字字珠璣，劇本之出版緣何得到各界朋友的如此厚愛與大力支持？質言之，這是出於一種共同的民族情懷，這是出於我們對抗戰共同的民族記憶，這是出於崇高的民族心，這是出於對曆史的偉大責任感。
我們共同有所擔當，我們一起邁向崇高。
曆史的記憶與當代的行動有機融合、高度統一。
劇本的出版，在盛大的紀念抗戰60周年的活動中，或者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意義不同凡響。
這簡直就是我們共同參與的一場當代的抗戰。
手足的關注——《兄弟如手足》後記
即便在北京這樣悠久曆史的文明古城，哪怕在上海那樣時髦新潮的當代都會，器宇軒昂操著標準京腔的北京人兒，以及小鳥依人說著寧波官話的阿拉上海人，上溯三代至多五代，誰個敢於斷然宣稱：自己的祖宗不是從農村來的、不是農民呢？輝煌數千載的農耕文明，曾經托舉起了長安、洛陽、杭州、汴梁那樣的大都會。封建時代法定的或者約定俗成的社會等級叫做“士農工商”，“耕讀傳家”向來是國人尊奉的理想生活模式。
農村，並不是什麼令人生畏的蠻荒之地；農民，並不是什麼低人一等的賤民。
城鄉，本來相互依存，水乳交融。方域地界相接，輻輳交錯；人員血脈相連，手足情誼。
然而，自上個世紀中葉以來，由於人所共知的、或許是一般老百姓說不清的原因，農民，我們的衣食父母，社會地位墜落到二等公民乃至最低等級那樣的地位；農村，古今詩人吟唱田園牧歌的大好鄉野，成為上等人不屑一顧的地方，成為落後、愚昧、貧窮、肮髒這些詞語的同義語。
我們的父老鄉親，幾乎隻是在歌星們忸怩作態的煽情表演中受到虛擬的尊重。他們苦難的皺紋有如水土流失嚴重的深溝大壑，始終在貧困線上掙紮；他們緊抿的嘴巴好比幹涸的古井，喑啞地仰望天空。農民，處於嚴重的失語狀態，除了忍受，就是沉默。農村，我們所有人的根，被割裂在國家的整體格局之外；那兒，緊挨著大大小小的城市，卻仿佛距離我們無限遙遠。
所謂“三農問題”的提出，是必然的。
我相信，除了極個別的分子，我們多數人，農民的兒子和農民的孫子，會天然關注農村——我們古老的家園，會由衷關注農民——我們的父兄。
長篇小說《兄弟如手足》，就在這樣的思考背景下進入了我的敘述過程。
我出生在太原。幸運的是，我小時候曾經被父母送回鄉下交由我的祖母看護。從兩歲到十二歲，整整十年。我成了一個地道的鄉下孩子；或者說，我被傳統文明、農耕文化滋養長大。
作為在中國文壇也還知名的小說家，我主要書寫農村題材的小說；我的文化之根從來沒有斷裂過。用城市的或者是當代的眼光來反顧農村生活，用全麵的或者曆史的尺度來把握城市節奏，對我而言，一切都是那麼自然而然。當所謂“尋根文學”大行其道的時候，當評論家們為之大肆鼓吹、歡欣鼓舞的時候，我好像一個智慧的農民一樣，在一旁善意微笑，保持沉默。我以及我的作品始終不曾得到熱心的評論家們太多的關注，大家的文化養成差別很大，難得共鳴。我知道自己比諸位尋根者早已走了多麼遠，比諸位探索者早已掘進了多麼深。
我一直有著自己的驕傲。作為農民的兒子與孫子，作為從農村出來的一名作家，我不需要尋根。我幾乎天然地具備鄉下人的眼光和立場，中國立場。我沒有那樣偉大——代聖賢立言，但我如此自豪——我在努力替代失語的農民發出聲音。
我甚至大放過類似的厥詞：在當代號稱書寫農村題材的小說家裏，對農村的了解，對農民的認識，對鄉土文明的感知、對民俗文化的吸納，無有出張石山其人之右者！
當老天突然落雨，城裏人會奔忙躲雨，有的發出惱火的詛咒。這，很正常。
然而，我不會。我會下意識地掐算農時節令，看看這場雨水對墒情好不好、對莊稼有無作用。
當我們巷子口外的集貿市場上糧食和蔬菜漲價的時候，市民們、下崗職工們、包括作家們，可能非常不高興。這，也很正常。然而，我不會不高興，而恰恰是特別高興。我知道，糧價菜價始終太低；多少漲價一些，絕大部分利潤也會被中間販子賺取。但我還是高興，為種糧種菜的老農老圃高興。在我們的工資裏，才拿出多麼少的幾分錢來應付蔬菜漲價的呀！不嫌蔬菜昂貴、反嫌蔬菜便宜，人們也許要說我有病。我對自己能有這樣的病、這樣有病，幾分得計、幾分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