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點上，孫權與公開放出“寧我負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負我”狂言的曹操，有異曲同工之妙，猶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的區別在於，孫權城府極深，陰森狠辣，虛偽詭異，善於隱藏；曹操慷慨豪邁，光明正大，我行我素，奸詐狡猾，不怕世人評說。
一個猛如虎，此虎乃狐中之虎----奸雄曹操；一個狡如狐，此狐是虎中之狐-----詭雄孫權。
劉備介於兩人之間，他百折不撓，屢敗屢戰，驍悍雄傑，強橫雄長，是難以被製服的英雄。既勇猛又有謀略，可稱為梟雄。
孫權的本質人品和思維行事風格，使諸葛亮這個想當然的兩翼齊飛的戰略設想，一開始就存在著先天缺陷。
因此，荊州對劉備來說是個沉重的戰略包袱，擁有荊州就天然受到曹操、孫權兩大強敵的夾擊，打曹操時孫權在背後動刀，打孫權時曹操在後麵襲擊。
基於以上認識，劉禪決定在今後的爭霸中，采取最有利的策略，利用荊州大做文章，設計使魏吳勢不兩立，不共戴天。利用荊州讓劉漢利益最大化的情況下，主動放棄荊州這個是非之地。
轉而全力去搶占南中、西域、雍涼、漠北等帝國邊疆的土地。
其次是人口問題。
兵民是勝利之本。古代的戰爭勝利與否取決於人口的多寡，還有軍隊的鬥誌、素質和數量。人口從根本上決定著國家的興亡強弱。諸葛亮北伐失敗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蜀漢政權地小人少，國力空虛，軍隊弱小。
魏蜀實力相差懸殊。人口方麵，魏方景元四年時有537萬，滅亡時1386萬（包括益州）；吳方赤烏五年時有240萬，滅亡時230萬；蜀方章武元年時有90萬，滅亡時94萬。魏的人口是蜀的6－8倍，蜀方與魏、吳相比，少得可憐。
轄區（東漢共14州，一個西域督護府）方麵，魏方擁有青州、兗州、豫州、徐州、司州、雍州、涼州、並州、幽州、冀州、荊州北部、西域。吳方擁有揚州、交州、荊州大部。蜀方隻有一個益州，隻有魏三分之一麵積，相差太懸殊了。
生產力方麵，中原地大物博，西蜀經濟規模太小。
糧草方麵，魏國無後顧之憂，蜀國糧草運輸難以為繼。
兵力方麵，魏方上將如雲，兵力大約有50萬至70萬，西線兵力25萬以上。蜀方兵微將寡，兵力隻有15萬，漢中最多不超過7萬實力十分薄弱。吳方兵力也有23萬。
劉禪決定以後把增長人口、增加土地、增強實力作為首要任務，重點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
人多力量大，人定勝天。誰的人多，誰的拳頭就大，誰的勢力就大。曹操因為人多勢眾，就成為東漢帝國的老大。孫權就因為人口這個一票否決的硬指標，屈居老二。劉備地小人少，隻好據末。這是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不二法則。
一句話，就是瘋狂的到處搶人，鼓勵生育，少生者罰多生重獎。
其三，改良軍政，發展經濟。改進用人製度官僚係統，唯才是舉，逐步削弱豪強地主，實現科舉考試，大量起用寒門子弟；改革土地製度，把無主的土地無償分給流民或者農民，減租減息，輕賦薄瑤，休養生息；開發鹽鐵，興修水利，遍屯田，大種田，廣積糧；發展畜牧業，大養豬、牛、羊、雞、鴨、魚，提倡大碗吃奶、大口吃肉，全麵提升軍民身體素質；改良兵器製作工藝，大造神兵利器、諸葛連弩，提高軍隊裝備水平，發明馬鐙、馬掌，大規模養馬，建立一支縱橫天下的大漢鐵騎；統一發行貨幣，大力發展邊疆、海內外貿易，廣建酒肆、茶樓、書院，大發戰爭財、正義財、不義財。
其四，廣攬人才。
劉禪詳細分析了人才的流動方向，發現三國之爭，其實就是人才之爭。三國鼎立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人才分流到曹魏、劉漢、孫吳三方，形成了三個相互製衡、相對穩定的政治軍事人才集團。他仔細盤點了曹操、孫吳、劉漢三方的人才情況。
曹操的強大，不僅僅因為起步早，家族勢力強大。更重要的是他有著傑出的才能和善於招攬人才。
求賢若渴，唯才是舉。為了選拔更多的人才，打破了依據德行和門弟高低任用官吏的標準，曹操提出了“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求賢令》廣頒天下。用人用其所長，不求全責備，表麵的形象展示著豁達的胸襟和廣闊的胸懷。他用人不拘一格，非常實在，隻要有一技之長都予錄用，有才華的重用，不看出身，不看地位，不看功績，甚至人品也不太看重，有才華就行。《求賢令》一出，天下人才紛紛響應，都雲集在曹操哪裏，為自己包攬了大批人才。在三國那個動蕩年代，魏曹那邊才是才人最多的，最強的。
海納百川，五湖四海。曹操手下的人才，有很大比例都是從敵對勢力那邊拉過來的。曹操對這些“叛臣”、“叛將”，都予以重用。如曹操前期五大謀士中，賈詡來自張繡，郭嘉來自袁紹。其中賈詡和張繡曾設計害死曹操的大兒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大將典韋，雖然曹操內心裏痛切心扉，但表麵上不計前嫌，予以重用。雖然最後曹操授意曹丕逼死了張繡，賈詡裝傻躲過了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