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周刊所載《閑話皇帝》一文，對日本天皇大不敬，引起日本臣民和旅滬日僑極大憤怒，事態嚴重，希望中國政府對此案立即審慎處理。為此提出六點要求：
一、立即禁止該刊發行並嚴禁轉載。
二、懲辦該刊負責人及文作者。
三、懲辦負責審查人員。
四、中宣會及滬市府書麵道歉。
五、保障不再發生同樣事件。
六、保留提出其他要求。
對這樣的無理要求，正常的政府都應該予以拒絕，更何況當時日本剛剛侵占了中國東北，對上海也虎視眈眈。偌大一個中國，就算軍事上打不過日本，總要在外交表現出一點骨氣才對。但讓人大跌眼鏡的是，上海市長吳鐵城不僅沒有對抗議照會有所反對，反倒照單全收，簡直比執行自己上級的命令還起勁兒。
石射豬太郎前腳剛走，吳鐵城就屁顛屁顛兒地找來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文鴻恩，向其通報了石射豬太郎的交涉內容，限令文鴻恩在24小時內將發行《新生》周刊的生活書店及上海市內所存的該期《新生》周刊全部沒收封存。吳鐵城如此上勁也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新生》周刊早就是他的眼中釘，如今有日本人來抗日，正好趁機把自己的輿論對手查封了事。吳鐵城也知道這樣做會引起民憤，所以在查封的同時就開始組織危機公關了，他命令圖書報刊審查委員會查明該文發表緣由，又通知南京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秘書方治連夜趕來上海，以共同商討如何為政府及圖審會、中宣委開脫責任。吳鐵城、文鴻恩、方治密謀再三，決定揪出出沒有政治後台的《新生》周刊負責人杜重遠頂責。杜重遠是他們的老對手了，吳鐵城等人知道杜重遠的性格素來耿直，於是想好了各種詭計來對付他。
吳鐵城當然知道跟杜重遠來硬的是很有風險的，民眾的心理普遍傾向《閑話皇帝》的作者無罪，甚至有功，對杜重遠來硬的隻能把事情鬧得更大，造成民眾與日本人以及政府的嚴重對立此後，公安局長文鴻恩於是受命私下和杜重遠溝通，要求杜重遠為了“黨國利益”主動擔責。杜重遠當然不想替吳鐵城等人背黑鍋，同時又被輿論責罵，於是堅決拒絕了這個荒謬的調解方案。他宣稱《閑話皇帝》一文是他到外地出差期間刊登，受他委托代理編輯工作的人員在閱讀和編輯該文後，也都按照程序將該文送圖審會、中宣委審查，獲加蓋“審查訖”圖章，何況該期《新生》已經被沒收封存，政府不應該屈從日本方麵的無理要求，讓自己出麵頂責。
事情就這樣拖了好久，仍然沒有進展。日本總領事石射豬太郎有些急了，三番五次逼迫上海市政府盡快處理此案，為了顯示日本人的“力量”，他還縱容在上海的日本浪人多次到圖審會和上海市政府打砸搶燒、尋釁滋事。滿身壓力的吳鐵城無奈，隻好親自出馬勸說杜重遠，謊稱隻要和政府對日本方麵保持一致，即便最後被法院判處刑罰，也可以免予執行。杜重遠畢竟是“出來混”的，不能因為自己的執著耽誤了周刊的事業，權衡再三之後杜重遠終於同意自己出麵頂責。因《新生》周刊社位於上海法租界，根據司法管轄權，該案移送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審理。
1935年7月9日上午，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開庭審理此案。庭上，檢察官指控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