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累越多的人能力越強
主持人：作為當下的年輕人我們到底應該如何思考？我們想這件事情，從您的這本書《激蕩三十年》開始，最開始是怎麼想到要寫這本書的呢？
吳曉波：是04年去美國去做訪問學者的時候，我發現美國人對中國的當前經濟和企業狀況有很大隔膜，他們根本不了解。他們就在美國不斷的給中國做預言，中國要垮了，中國犯錯誤了。當時覺得應該寫一本這樣的書，去的時候是一個基金會請我做中國民營企業的報告。後來就覺得應該把民營企業的報告，變成對1978年以來中國改革開放總體性描述的一部作品。我沒有把它寫成一本學術性的作品，是因為我是做媒體出身的。我自己的一種寫作習慣。
主持人：你當時會想到這本書會有如此之大的影響力嗎？
吳曉波：沒有。我當時寫這本書的時候，給我的一個大學同學秦朔打了一個電話，現在是《第一財經日報》的總編。我說打算花幾年時間，一年肯定寫不完，因為那麼多史料的收集，有些還要做麵對麵的訪談核實。我跟他講了這個想法，秦朔電話裏跟我說這個想法很好，他說這個選題值得你花三年生命投進去做。
第二，他說其實全中國，大概會有5-6個人有能力寫這個書。因為寫這個書，需要實地去看過這些企業看過這些人。別的人可能都很忙，比如有的人當總編，有的人要當院長，有的人要辦企業，就我最空。他說你有機會來寫。
主持人：你當時會算筆帳嗎？因為你沒有想到後來會這麼成功。
吳曉波：時間就是金錢。當04年秋天跟我太太回國我就跟她算帳，如果花四年時間寫這一本書，如果這本書隻賣五萬冊，一本書賺四塊錢，我能賺二十萬塊錢。
主持人：四年的時間隻賺二十萬塊錢？
吳曉波：對。這是我的風險邊界，我覺得值得的。當時主要原因是找不到別的工作，找不到更有意義的事。我當時的理想是辦一本中國的商業周刊，中國到04年的時候隻有半月刊，中國整個媒體界發展到半月刊階段。因為我是學媒體出身，有能力來中國做一本商業周刊。但我碰到一個最大的問題是解決不了產權問題。
主持人：這是所有困惑中國企業家的難題。
吳曉波：每一個出版集團都說你來做我們非常歡迎，當我跟他們談產權的時候，他們就出去倒茶了。因為我看過中國太多企業家因為產權問題最後掉到一個體製陷阱裏，我絕對不能幹這件事。
主持人：你當時很敏感，覺得沒有產權一定不能做？
吳曉波：我一定不做。之所以我做藍獅子是因為，這是一間百分之百的民營出版公司。
主持人：你預計隻賺20萬的這兩本書，後來總共賺了多少錢？
吳曉波：兩本加在一起賣了100萬冊，大概在400萬左右。
主持人：為什麼當這樣一個書的模式，完全沒有被證明它會這麼成功的時候，你願意去做呢？
吳曉波：一直到今天除了極少數的作家以外，非虛構寫作的作家要靠寫書來滿足自己物質上的需求，是個偶然現象。所以寫作的人可能是不能想錢的事，我們寫一本書前一定要想，第一，寫一本書為了回答一個問題，不是把一個現成的答案表達給我們的讀者。寫的時候你是有一個巨大的問題在。寫作的過程就是把這個問題不斷解開來，用自己的方式給出一個答案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不是很讓你滿足和快樂，這個是最關鍵的。很幸運的是，我這些年寫的書都是讓我解開心裏的一個問題。所以我不太考慮賺錢的事，甚至發行量跟我關係都不太大。
主持人：當時《激蕩三十年》要回答的那個問題是什麼？
吳曉波：在這三十年裏麵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是由哪些商業力量所推動的。看過《激蕩》的人都會覺得自己跑到了一個事實的叢林裏去，因為用大量的事實來構成。所以很多人問我的問題是說，你從哪兒找到這些事實的？對一個寫作者來講，這個一點都不重要。每天會發生很多的事實。對我比較重要的是，1978年到2008年30年來，寫這麼多事實背後它的內在邏輯是什麼？我想這個問題大概想了一年半，才把它想清楚。
主持人：接下來我們要問您的兩個問題，一個是在大量的信息麵前，我們如何去篩選去偽存真去辨別真相是什麼？第二個問題是，當你了解了很多事實之後，怎麼樣梳理自己的思路？
吳曉波：對，這是有很多敘述邏輯的。一直到08年甚至到今天，如果問學術界一個問題，中國三十年的變革是什麼力量，能夠讓這個國家從78年中國全球經濟十六大經濟體，現在排到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同的學者會有不同的結論。比如說香港的張五常他是1979年就到中國來，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就到廣東，79年就到廣東。他在09年出了本書叫《中國經濟製度》。他的邏輯是說，中國三十年發展是因為中國有一個縣級經濟。每一個縣，縣委書記跟董事長一樣的，縣長跟招商局局長一樣，他們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