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輯 用理性執掌人生的方向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認為：“智慧的對立麵是瘋狂。”此語凸顯了理性的重要性，為學和為人都需要理性，缺乏理性必會導致盲目和混亂。無論你麵臨的是什麼，是選擇、困境、危險還是責難，理性都會幫你把握方向。
智慧的價值
畢業於清華大學的喬冠華在留學歸國後擔任我國外交部部長，他是一個十分理性的人，總是能在關鍵時刻運用他的理性做出最為準確的判斷。也正是因為他的理性和穩重使他在任期間化解了一場又一場的危機。關於他的故事有很多，因為他已成為了當時很多人心中的偶像，很多人對他是“狂熱傾倒”。
可以舉一個“對他狂熱傾倒”的例子：二戰時，德軍向法國馬其諾防線發起全麵進攻。在香港一家咖啡店嘈雜的地下室裏，一大群中外記者對戰局做著各種猜測和設想。喬冠華大口吸煙，一言不發，傾聽大家爭論。忽然，他起身揮手打斷眾人的話語，說：“6月9日是法軍最黑暗的一日。剛才聽了諸位的許多高見，似乎還抱著很大的希望，實在是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訴大家，三天以後，巴黎將不戰而降！”
一語驚四座!當時在場的記者都對此紛紛搖頭，不以為然，“決戰正在進行，勝負未見分曉……”有的人則憤怒地質問：“你怎能這樣說？！”喬冠華掐滅煙頭，自信地說：“這不是一句話可以回答的，諸位請看以後的報紙好了。”就在眾人爭論的第四天，6月13日，法國投降，德軍開入巴黎。6月22日，德法停戰協定簽字，6月24日，法意停戰協定簽字。
戰局的發展，證實了喬的預言。這位青年國際評論家受到了普遍的讚譽。而喬冠華在隨即發表的《法國的崩潰》一文中，平靜地寫道：“25日太陽出來的時候，在西線依然是美麗的河流、美麗的田野，但西線消逝了。”
點石成金：
智慧和理性是無價的，喬冠華就是用他的智慧和理性進行了一次又一次準確的判斷，避免了一場又一場的危機。沒錯，智慧的價值小到可以獲取利益，贏得成功，大到可以避免戰爭、維護和平。
沉著冷靜的鄧稼先
製造原子彈是非常危險的。有一次，要在特種車床上加工原子彈的核心部件，就是把極純的放射性極強的部件毛坯切削成要求的形狀，這是非常危險的活，切的時候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不能有半星火花，不能有絲毫差錯。老將軍李覺和鄧稼先同時站在工人的身後來穩定工人的心，工人心裏踏實了，一刀一絲，一絲一刀，每切一刀測一次數值，保證操作正常。李覺將軍由於年長體弱，站了一天又站到半夜，心髒病突然發作了，不能再站了。鄧稼先深知這部件的重要，他堅持站在工人師傅的身後，工人換班他不走，站了一天一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拿到合格產品他才去休息。
鄧稼先在處理問題時的沉著是出了名的，有一天，鄧稼先開完會回到家裏，很疲倦，很快便進入了夢鄉。剛入睡不久，基地打來的急促的電話鈴聲把他驚醒。他披衣起來，聽那邊的彙報說出問題了。彙報的人非常緊張，但鄧稼先卻異常沉著，他迅速詢問對方各種數據，等情況基本清楚之後，他告訴對方打開什麼，看看數字是多少，告訴對方應該是多少；再關上什麼，看看數字是多少，應該是多少。他用這種方法了解了事情的變化情況，提出了處理方法，使遠在千裏外的事故現場的人，止住了哭泣，穩定了情緒，工作忙而不亂。就這樣他通過專線電話連續處理了五六個小時，直到天亮，終於化險為夷了，人員無一傷亡，而且把損失的98%彌補了回來。還有一次，一位工作人員在檢查吊鈈239核裝置的吊車時發現有一個電火花，這時是淩晨五點，鄧稼先幹了一夜剛躺下，知道消息後立即趕到現場。他一項一項地核對記錄，一直核對到下午四點，終於查出了產生電火花的原因，消除了隱患。28年的核武器研製工作，所遇到的難關成千上萬，但他從不馬虎，所以他指揮的核試驗每次100%的成功。當人們歡慶核試驗成功時，又有多少人知道這成功的後麵，隱藏著科學家們的多少辛勞啊!
點石成金：
麵臨危機和困難時，我們最需要也必須首先做到的便是沉著和冷靜。一個臨危不懼、鎮定自若的人才能在危難麵前不亂陣腳，充分運用他的理性在最短的時間內集中力量想出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而另一方麵，沉著和冷靜還能起到穩定人心的作用，讓所有的人都能安心地共渡難關。
慧眼識英才的美談
華羅庚的成長過程和他創立的輝煌業績，有很大部分是同清華有著緊密聯係的。如果把他比作一匹馳遠鳴高的千裏馬，那他開始馳騁的第一步正是從清華邁出的。關於“熊慶來慧眼識羅庚”的曆史佳話，現在已經是廣為人知。
20世紀20年代末期，我國數學界曾出現一股爭解世界數學難題的熱潮，人們紛紛向一些“未被攻克的堡壘”進擊。這些“堡壘”中的一個便是：“用四則及根號運算方法解代數的五次方程式”。關於這個難題，國際大數學家阿貝爾早在1816年就證明不可能能解，並已列入正式的教科書。可是，1930年上半年，在上海《學藝》雜誌(七卷十號)上，卻登出了蘇家駒教授的文章：《代數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他在前言中說：“代數的普通五次方程式，為近世數學界認為不能解之問題……然(餘)終不信其絕對不能解，數年以來，潛思冥索，似得一可解之法……”
這篇文章發表之後，很快引起了一些人的震驚，但也有少數水平較高的人很快就發現其中的破綻。其中之一就是熊慶來教授。由於工作繁忙和其他考慮，他沒有時間直接寫文章去進行辯駁，但又有“骨鯁在喉，非吐不快”的感覺。不久，他在《科學》雜誌十五卷二期上讀到了華羅庚的文章，題目是《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文章簡明而精確地說出了熊教授想說的話。當時，熊教授就發現了華羅庚特殊的數學天賦。於是，他向係裏的人問知不知道這個人，後來唐培經說：“是我的同鄉。華羅庚剛到清華的時候，英文也不好，於是讓他進修大學課程。華出國是熊慶來在中英庚款委員會作審查委員時推薦的，送他到英國劍橋大學去，當時他在校時很受哈達瑪，尤其是維納的器重。他受哈達瑪影響，哈氏叫他看蘇聯維氏的數論，當時維納年輕熱情，華留英時，他很熱心把華介紹給哈定。哈定是劍橋大學的數學首要教授(搞分析與數論)，維納在介紹華的信裏說華是中國的Ramannyan(此人為印度大天才數學家，據說是一個英國數學家——可能即哈定——去印度遊曆時，在一家印度小紙煙鋪前見到這人在煙紙上演算題，很有天才，發現後把他帶到英國去培養，兩年後就得了博士，成為皇家學會會員)，因而華深得哈定重視。維納後來在他寫的一本書《I am a mathematic》中提到華羅庚和我……”
點石成金：
所謂“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伯樂有一雙能發現“千裏馬”的慧眼，能夠“識才”並且“愛才”和“惜才”。同時，有才能的人在適當的時候遇到賞識他的伯樂，也是人才的一種幸運。這種千裏馬與伯樂的組合必將傳為美談。
用理性來尊重事實
1934年，潘光旦回到母校，受到全校上下以至古都學界的熱烈歡迎。在校內，校刊報道說：“潘先生曾任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長、社會學教授、上海《華年》周刊及《中國評論周報》編輯，學識淵博，經驗豐富，著作甚多，如《中國之家庭問題》、《自然選擇與中華民族性》、《人文生物學史》等”；又說：“新開科目，大致可開，一、社會思想史，二、家庭問題，三、優生學，俱由潘光旦先生擔任。”在校外，北平婦女協會、女青年會等婦女團體多次請他講演，師範大學組織的婦女問題研究會開成立大會時，特意請他到會講話。因為他講演時多次講到有關優生的問題，曾引起一些持不同觀點的聽講者的不解或非難。有一次，他從青年會講演回來，一位學生戲問他：“潘先生，今天挨罵了沒有?”他笑了笑說：“今天很好，沒有挨罵。其實，罵盡管她們罵，說我還是得說。隻要我說得有道理，最終她們會信服的。”這位同學後來提起此事時感歎地說：“這句話實在是學者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