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陣痛之下迎來思想的“分娩”
中國早期的革命從一開始大多是試探性的吵吵鬧鬧，往往難以經過時間的考驗而歸於沉寂。在這個國家，各種革命的先決條件似乎都很難培養起來，人們也沒有很高的覺悟去掙脫一切古老的桎梏。經曆許多挫折之後，人們才樹立起對革命的信任，奮力爆發一個民族壓抑數十年的憤懣，伸出雙手迎接世界。
在血淚中“烘焙”思想
瀏陽河，九曲回腸，幾十裏水路直到淡雅清麗的湘江。乘一葉小舟暢遊，隻見密野山林，河穀幽澗，重巒疊嶂，飛瀑珠簾，河水碧透……行至下遊，兩岸翠屏，風光旖旎，田野草香，水美魚肥。如果用王勃的《滕王閣序》來形容湘江兩岸及其支流所經的地域，就是“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湘江成就了太多的文人——屈原、賈誼、範仲淹，也成就了一位在民族危急時刻舍生取義的書生譚嗣同，他的家鄉就在瀏陽。說到譚嗣同，就不得不說“戊戌變法”，是這場變法成就了譚嗣同，也成就了中國一代仁人誌士。
1895年春天，乙未科進士正在北京焦急地等待發榜。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應試的舉人驚聞清政府割讓台灣及遼東給日本，賠款兩萬萬兩的條款，一時群情激奮，台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
5月2日，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名市民聚集在都察院請求代奏。他們要呈交的這份奏折有一萬八千言，是廣東南海人康有為一夜間寫成的，由弟子梁啟超抄寫。文筆雄健，聲氣慷慨，一時傳誦京師。隨即，便有大批的舉子紛紛在此奏折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同一天，竟然有十五起“公車上書”和官員上書，堅決反對《馬關條約》，要求變法圖強。這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第一次作為一種社會政治力量表現出的群眾性的愛國運動。
此前，企圖單純依靠學習西方器物以強國的洋務運動，在甲午中日戰爭戰敗之後也隨之失敗，事實證明，學習西方器物技術並不能解決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而日本恰恰是中國最大的曆史明鏡。
甲午戰爭中，一向被中國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殲北洋水師，索得巨款，割走國土，日本“一戰成名”，躋身亞洲強國之列。但是有誰知道，幾十年前的日本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日本國內狀況與當時的清王朝是如此的相似，如今，卻完全擺脫了被壓迫的局麵。
19世紀中期的日本處在德川幕府的統治之下，也和當時的清政府一樣實行著閉關鎖國的封建統治政策，但是這種狀態隨著國內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西方列強的入侵而改變。當日本麵臨和中國類似的困境時，日本天皇進行了“明治維新”，目的就是使日本強大和西方化。這次改革涉及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科技等各個層麵，日本的綜合國力得到了迅速提升。截止到1890年，日本已擁有現代的海陸軍和支撐它迅速發展的工業基礎。日本在明治維新的《五條誓文》中，明確實行所謂的“君主立憲製”。這種政治製度上的變革和器物層麵的改革齊頭並進。它跟中國的洋務運動絲毫不敢涉獵政治體製改革的狀況相比，實在是大大的進步。
此時的中國也亟待一場將整個國家顛覆的改革。1895年下半年，福建侯官人嚴複發表了《救亡決論》，
喊出“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的口號。英雄所見略同，康有為等人在“公
車上書”強烈主張“拒和、遷都、變法”，建議皇帝全麵進行變法，以解除
危機。1897年11月，德國出兵占領膠州灣，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康有
為看到中國的處境十分危險，建議皇帝當機立斷，發憤維新，但朝中有人阻擋。第二年夏初，一直阻撓變法的恭親王奕 病死，康有為立即草擬了《請定國是而明賞罰折》，建議光緒帝明定國是，立即變法。傾向變法圖強的光緒帝欣然接受建議，於6月11日頒布了“定國是詔”，開始實行變法。變法涉及經濟、政治、文化三個層麵，比洋務運動對清王朝的衝擊明顯嚴重百倍。
隨著變法的逐步深入，將要觸及舊製度的時候，作為封建專製政體的代表——慈禧，自然要跳出來維護自己封建統治的命根子即君主專製。在近代史上，由君主專製轉為君主立憲，這是政治體製的重大變革，日本明治維新是成功的一例，也是中國維新誌士追求的目標。但這種製度等於顛覆了清王朝的統治，必然受到頑固勢力的打壓。最終，這次變法在清王朝權力的實際掌握者慈禧的阻撓下失敗，從頭到尾隻有百天而已。維新人唯獨譚嗣同斷然拒絕了出逃，他向友人表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開始，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譚嗣同雖然犧牲了，但維新思想已經深深地影響了人們。
“周雖舊幫，其命維新”，“維新”一詞出於《詩經》。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的維新變法，都是在舊製度上革新製度，由於日本的封建製度是中國的翻版，因此它們在危難中改革的機遇也相同。可是，日本的明治天皇與中國的光緒皇帝在權力掌握上是不相同的。二者雖然都沒有統治實權，但日本的實權控製者是德川幕府，乃國家的將軍，對於明治天皇來說是臣子；而中國清王朝的權力中心是慈禧太後，光緒帝隻是個傀儡。誰的權力容易被奪？當然是德川幕府。再者，日本倒幕分子是九州西部有軍事實力的藩士，距離京師遠，還因為長期跟外國人做生意而思想開化，對於國家製度的變更更有決心。但中國的維新人士多為知識分子，雖然有一些人也是地方的將軍，可是由於中國傳統的君臣思想根深蒂固，他們謹小慎微。隻要王朝稍稍有一點風吹草動，這些地方擁有軍權的縉紳，就會立刻跟著最主要的執政者走封建老路。由此不難理解全國隻有一個省在支持維新變法這一現象了。
日本的明治維新讓其走上了小國霸業之路，它就像曾經的德國一樣，在來自外部的侵略和內部的封建紛爭雙重打擊下尋求富強。但是，中國文人的努力最終夭折，它的思想啟蒙性似乎遠遠大於對國家製度的影響。不過，中國維新變法提倡新學、批判舊學，著重宣傳“興民權”，它提倡了一種全社會的民主意識和參政意識，這是民主思想的萌芽，對於以後辛亥革命的興起倒是起了些作用。
思想總是先一步走在一切製度改革之前。千年江水培養了千年的文人，文人用血和淚烘焙出一個比一個更務實可行的思想。雖然他們已經離我們遠去，但他們對於社會的不斷拷問猶在我們耳邊，督促著人們前行。
熄滅了大火，火苗依在
天津的大沽炮台並沒有想象中的那般宏偉，形狀倒像是長城上排列的箭槽口一般，每個豁口放一座黑色的大炮，樸實無華。其實，一百多年前這裏宏偉壯觀，但經過滄桑巨變，現保存較好的隻是“威”字南炮台和“海”字老炮台
兩座遺址，其他炮台已蕩然無存。飽經風霜的大沽炮台在槍林彈雨中度過了無數個黑暗日夜。在中國人的浴血奮戰下，它才得以保全“性命”。1900年深秋，一紙《辛醜條約》硬生生地拔去了這個忠實的“守護者”。
1900年春天，紫禁城的上空彌漫著緊張的氣氛，一直在頤和園靜心休養的慈禧也變得寢食難安起來。此時的北京城內出現了義和團活動的身影，“凡遇教堂則遍粘招貼，謂三月天津大沽炮台杪當與教堂為難”，號召殺盡洋鬼子。隨著甲午之敗，列強加大了瓜分中國的力度，德國以山東為勢力範圍，英國占據長江流域，法國盤踞兩廣和雲南，俄國則霸占東北，日本更是貪心熾烈，將福建劃為其勢力範圍，還對中國內陸虎視眈眈……中華民族麵臨著空前嚴峻的生存危機，義和團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日益蓬勃發展起來的。慈禧本打算鎮壓義和團，但又沒有信心，還怕開罪外國人，於是用和平解散義和團的辦法來控製局勢。慈禧的這種策略使得清政府各地官員相繼停止了對義和團的鎮壓行動，京郊各地義和團遂乘機進入北京。義和團直接威脅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擴張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