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夢回百年，屈辱中崛起
哈佛大學教授柯偉林說：“雖然中國文明偉大而古老，但是中國是一個很年輕的國家，因為它的體製是在1911年和1912年才開始的。在一個古老而自豪的文明上建立新的國家是一項偉大而艱巨的任務。這需要新的體製、新的軍事，和人們屬於這個國家的新意識。”
我們一直以“多難興邦”來激勵自我，然而，多難何以興邦，在災難中如何自我解救，這些都需要一個漫長而艱巨的過程。我們必須從中國曆史上災難最集中的時段開始，從1840年的海麵出發，才能找到一個國家奮力崛起的源頭。
第六章
跌落瞬間，站起之難
光榮的過去從不代表有輝煌的今日。當中國緊閉雙眼，在距離北京幾千公裏外的歐洲，第一縷蒸氣已經升空。閉塞使古老的中國抱著陳舊思想猶自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當中。一艘英國鐵艦從遙遠的歐洲駛近中國，用最殘酷的方式將這個國家驚醒。
一切都不是夢魘，一切都已成為事實。不斷的退讓與忍耐讓這個國家成為任人宰割的羔羊。西方的殖民者就像莎士比亞《暴風雨》中的普洛斯彼洛，用強大的力量玩弄著中國這塊“島嶼”上被看做是“小妖和精靈”的中國人。中國人民努力改變這種現狀，並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在屈辱中一點點用血擦亮自己的眼睛。
思維的硬傷：“中國中心論”
“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1982年9月24日，中國發出了強硬的聲音。這一天，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國。中英兩國正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進行著一場關係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鄧小平在談判之初就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說出了如此擲地有聲的話。最終，中國收回了香港的主權，贏得了在世界麵前的尊嚴。曆史的瞬間總不乏戲劇性，談判結束時，神情落寞、臉色凝重的撒切爾夫人在走出人民大會堂時，一不小心“失足”，險些摔倒在台階上。我們無從體會那一刻“鐵娘子”的心情，但是回溯到一百多年前，正是因為“泥足巨人”——晚清政府的“失足”，才讓我們失去了香港——這顆原本鑲嵌在中國東南端璀璨的明珠。
曾經屹立於世界東方的泱泱大國，為什麼會淪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呢？
曾幾何時，漢風唐韻引得萬國來朝。大唐時期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長安堪稱世界大都會。唐朝與周邊各國奉行友好往來、兼容並包的開放政策，東有朝鮮、日本遣使來長安，學習華夏文明，西有阿拉伯人慕名而來，不同膚色的人群雲集長安，一睹大國氣象。
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大唐氣度在一千年後慢慢走進了以自我為中心的死胡同。
時針指向晚清——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暮色時節，“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海納百川的廣博胸懷已作別西天的雲彩，“張開臂膀，擁抱整個世界的盛世光景”隨江河日趨暗淡，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以“天朝上國”自居的盲目自信和“片帆不得入海”的閉關鎖國狀態。
乾隆五十八年，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到中國來商議通商。乾隆帝以“天朝上國”的姿態要求馬戛爾尼三跪九叩。馬戛爾尼堅持隻跪上帝，其他人一律不跪。雙方相持不下，最後，彼此讓步，乾隆恩準其免三跪九叩，但是讓他以覲見英王的禮儀行了單膝跪拜禮。
禮儀之爭讓馬戛爾尼頗為惱火，但他還是期望自己帶來的珍貴“禮物”可以打動大清皇帝的心。於是接下來，他們向乾隆展示了一係列“能顯示歐洲先進的科學技術，並能給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啟迪”的事物：蒸汽機、棉紡機、織布機以及一係列能代表歐洲最先進科技的武器與生產工具等。但出人意料的是，乾隆皇帝對這些東西一點兒也不感興趣，就連他最寵愛的福康安將軍，對於英國衛隊表演歐洲火器操也輕描淡寫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諒來沒有什麼稀罕。”對於馬戛爾尼提出中國可以廣開通商口岸的意見，乾隆一句“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徹底斷了馬戛爾尼“稚嫩”的期許。
這一次掃興的訪問在馬戛爾尼的書中留下這樣一段文字：中國“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一百五十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中華帝國隻是一艘破敗、瘋狂的戰船。如果說在過去一百五十年間依舊能夠航行，以一種貌似強大的外表威懾鄰國，那是因為僥幸出了幾位能幹的船長。一旦碰到一個無能之輩掌舵，一切將分崩離析，朝不保夕。即使不會馬上沉沒，也是像殘骸一樣隨流東去，最終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遠不可能在舊船體上修複。”
是的，把乾隆的後半生算進去，清朝這艘大船再也沒有出現能幹的船長。道光皇帝也許並不知道英吉利在世界的哪個角落。世界在跑步前進，中國卻在倒退。閉關鎖國政策擋住了中國人看世界的視線，助長了夜郎自大、愚昧無知和腐朽觀念的蔓延。
回到鴉片戰爭之前，那時候，人們自始至終都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古代中國人認為世界有九州，中國為赤縣、神州。大約從殷商時代起，中國人便認為“中原”是神州的中心，“天下”由中原向東西南北四方擴展，控製中原等於控製了神州的心髒，就能統治天下，讓遠方歸附，四夷臣服。中國皇帝素來稱為“天子”，也就是代表“天”統治一切。《詩經》中曾經說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相對於周邊的“蠻荒”之地，皇帝直接統治的地域則為“天朝上國”。“中國中心觀”慢慢地產生出朝貢製度這個附屬品，並從中央向四方擴建和延伸，由邊緣到中心，層層拱衛。中央處於拱衛的中心，即是“天下”的中心，“天朝上國”的思想由此定型。
追根溯源，“中國中心論”最初源於華夏文明的自豪感。早在夏商周時期，中原就逐漸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文化與禮儀製度。相對於中原地區，東西南北四方因發展落後，禮儀不合於中原，被視為“野蠻人”，即“夷”。隨著“夷”的外延逐漸擴大，四方少數民族都被納入“夷”的範圍。有學者考證，大概從唐代開始，“夷”的稱謂已出了國界，《舊唐書·東夷列傳》中的“東夷”就包括日本和高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