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沉寂中爆發，在痛苦中覺醒
大仲馬曾說，曆史是一顆釘子，用來掛他那小說的衣服。曆史也許在文學家手中僅僅是工具，可現實的曆史不會被任何人左右。它呈現各種各樣的色彩，無論什麼顏色都是給人們的一種考驗，但更多的是褪去一切色彩的啟示。中國跌跌撞撞地經曆了封建王朝被淩辱的末年，蹣跚地走過一次次被革新的土地，見證了無數次希冀改變現實世界的努力。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民時而沉淪於巨大的痛苦當中，時而深吸長氣而抬首。或許這段曆史是灰色的，讓人透不過氣來，但當人們通過不懈的努力為它洗盡塵埃的時候，它會現出更加奪目的光彩。
小船駛出大船的希望
“假如中國人能自由地吸收我們文明中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排斥那些他們覺得不好的東西，那麼他們將能夠在其自身傳統中獲得一種有機發展，並產生將我們的優點同他們自己的優點相結合的輝煌成就。”西方文明的缺陷在一戰後凸顯出來，就連西方的思想家也對其產生了動搖。1920年，來北京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的英國著名哲學家伯特蘭·羅素，麵對一個古老而深邃、腐敗又複雜的中國，通過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分析，說出了這句話。當羅素承認西方文化有一定缺陷，並且不完全適合中國人的時候，中國人也對西方文化產生了質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向對西方文化抱有好感，於1919年初在歐洲遊曆的梁啟超，親眼目睹了戰後歐洲一片狼藉的荒涼景象，寫成了《歐洲心影錄》。他在文中感歎：“全社會人心都陷入了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像失去了羅針的海船迎著風遇著霧，不知道前途怎生是好。”曾經滿懷著對西洋文化的憧憬，曾以為能引進西方思想救中國，如今這種想法發生了改變。西方文明非但沒有讓西方人更加明智，反而使其陷入一片混沌。當時，一位美國記者對梁啟超說：“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了。”
直言西方文明破產，未免過於極端，但它的弊端在一戰中已經暴露出來。對於中國人來說，照搬照抄隻能步別人的後塵，所以中國有很多知識分子都在試圖尋找一種更適合中國的體製，來使自己受欺侮的民族重拾尊嚴。
不可否認，西方國家以及日本，孕育了一大批中國革命分子，為他們打開了眼界。李大釗遠走日本，觀看日本的國體模式，曾欽羨不已，後又聽聞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立刻嗅到了一些不同於世界主流意識形態的味道，遂將馬克思主義介紹給中國人。鄧小平年少離川，順大江而出海，遠離祖國赴法國巴黎，在那裏結識了很多留學生，看到他們在各種思想激流中搖擺不定。鄧小平結識了聶榮臻以及陳獨秀的兩個兒子，又與周恩來結成好友，親眼見證了張申府、趙世炎、周恩來等創建的共產主義小組的發展。他們在留法學生中播撒革命火種，也向遠方的中國傳送革命真理。守望在湖南的毛澤東，雖然沒有遠赴異國他鄉，卻不斷地與國外的青年朋友通信，探索中國革命的發展之路。
無論在國外或在國內，青年們為探求出一條新的道路，日夜奔走。雖然西方文明並不是完全有益的，但至少它為中國提供了許多可供借鑒的革命複興模式和革命思想。同時，這些青年們亦策劃在中國土地上建立起一個更具希望的黨派。
1920年2月，一個清冷的早晨，從北京城朝陽門悄悄駛出一輛帶篷騾車。騾車穿過通州，經廊坊，直奔天津而去。車上坐著兩位商人打扮的人，他們正在輕聲交談。當時沒有人注意到那位戴著金絲眼鏡、貌似賬房先生的人正是被北洋軍閥通緝的陳獨秀；另一位穿著長袍馬褂、貌似東家的人正是護送陳獨秀的李大釗。在這段驚險的旅程中，他們計劃建立中國共產黨。這就是曆史上“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
伴隨著一戰前後對於
中西方文明認識的深化與反思，以及“十月革命”帶給中國的新啟示，大量從國外歸來的知識分子和國內思想先進分子，逐漸拋棄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理念，轉向研究、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新青年》也逐漸變成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刊物。李大釗和陳獨秀成了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領軍人物。沒過多久，一些共產主義組織在各地建立起來，但卻分散各地，並沒有統一的力量。在當時，迫切需要一個統一政黨。
經過幾個月的醞釀和準備，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誌路106號，13位共產組織代表，包括國內與國際共產主義者列席會議，討論召開一大的籌備情況。但是關於秘密會議的消息竟然傳入法國特務的耳中。7月30日，眾人正在激烈討論時，外麵放哨的人匆忙奔入，告訴他們馬上轉移。就在眾人撤離不久，會場就被法國特務包圍。
當晚，月亮高高升起的時候，一艘遊船滑入水中，在嘉興南湖上緩緩蕩漾，周圍除了水聲，就隻有船上人的呼吸聲。代表們轉移到湖上商討，最後大家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從這一刻開始，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了。曾參加這次會議的毛澤東主席回憶說：“中國共產黨成立在民族最緊迫
的時刻，這個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無疑成了國家擺脫西方殖民者的一個有力的組織力量。”
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方針與資產階級政黨顯然是不同的，它更重視發動基層力量。亙古以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不管是為君治國也好、起義也好、改革也好，得到越多人的支持，獲勝率自然就越大。資產階級政黨常寄希望於少數人的領導作用，但常常看不見底層人的革命力量，無產階級政黨卻非常重視這一層關係。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領導了一係列工人農民的群眾運動，引發了中國現代第一次中國工人運動的高潮。在各種運動的過程中，許多青年黨人受到錘煉，有的半路離去，有的經受住考驗，堅持到最後，成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堅力量。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召開，把建立共產主義社會作為最高綱領，而最低綱領則是解決眼前被軍閥和帝國主義雙重壓迫的危機，達到民族獨立，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綱領僅僅是革命的指導方向，卻並不能固定革命的形式。清朝的覆滅留下了一個破敗不堪的國家，在辛亥革命的時候雖修修補補，卻未能真正找到出口。不過，船是巨大的，修補需要的力量不能隻是一黨一派，需要更多力量的注入，不管是人力的、物力的，還是精神上的。
合作與分裂，走出效仿的囹圄
今日的上海香山路7號，橘色小樓在樹杈間若隱若現，拱形的門洞和窗欞，一眼便知是老上海時期的建築，別有一番風情。這裏曾是孫中山先生及其夫人宋慶齡的故居。穿行小徑而入，手觸門廊坐椅，粗糙的木質材料，紅色和綠色的油漆已經掉落，昭示著時光的飛逝。在這裏，孫中山先生度過了一段憂心的日子，也是在這座小樓中，拉開了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序幕。
1922年8月23日，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在林伯渠的陪同下，緩步走進了香山路7號，在此處會見了孫中山。二人坐在桌旁，一邊飲茶一邊談笑，暢談不倦，幾乎忘食。在這次秘密會談中，孫中山和李大釗均有意進行黨派合作。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國家致力於控製和瓜分亞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對戰敗國土耳其等國幹脆采取分治政策。但當他們湊在一起研究如何處理雖為戰勝國卻沒有一點戰勝姿態，反而畏畏縮縮、仰賴西方帝國的中國時，倍感棘手。中國的地域過於廣大，人口眾多，國內也有各係軍閥和強大的黨派，帝國主義國家根本無法直接插手中國事務，他們隻好尋求另一種控製模式。對於西方帝國來說，此時的中國就如一個棋盤，軍閥就是棋子，而他們就是弈者，他們可以通過誘惑軍閥與他們合作來控製中國。棋子在互相廝殺和吞噬，但操控者卻絕不是棋子，而是下棋人。中國的戰火彌漫越快，國內經濟越亂，帝國主義國家越有機可乘。但與此同時，局麵的混亂卻讓許多中國人看清了西方帝國的陰謀。
辛亥革命的失敗，使中國人似乎看到的希望曙光轉瞬破滅，痛苦排山倒海，比之從前有過之而無不及。孫中山常站在窗邊沉思數個小時而不得其法，為了再創國內共和局麵，他已經不止一次地奔走南北，四處聯絡，希望借助一些地方實力派打倒北洋軍閥各派係，他的行為就像《荷馬史詩》中的西西弗斯。西西弗斯觸犯了眾神，諸神為了懲罰西西弗斯，便要求他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而由於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頂就又滾下山去，前功盡棄，於是他就不斷重複、永無止境地做這件事。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進行無效、無望的勞動更為嚴厲的懲罰了。孫中山無休止地奔走，而北洋軍閥這塊巨石始終沒有被他搬動。
魯迅曾說過：“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也要流血；即使流血了，也未必能改變。”孫中山的夢醒了，一場革命的領導人，最怕的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當他認清西方社會雖然美好卻也製造了更大的不均時，就知道那種製度不適合中國。人於夢醒時分常心身俱滅，無盡絕望，但當一絲曙光從簾外射進來的時候，希望似乎又再次到來。俄國的“十月革命”讓孫中山格外驚喜，他覺得這條道路適合中國，恰恰在這時，他發現小樓的窗外，一個新的黨派——中國共產黨正逐漸嶄露頭角。
宋慶齡女士回憶當時的情景時由衷地感歎：“孫中山……認為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誌。他知道，在鬥爭中他能依靠他們的明確的思想和無畏的勇氣。”顯然，孫中山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友好和讚歎的。而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農民、工人階級中頗具影響力，與之合作對革命才有前途。雙方在共同麵對軍閥和列強時，同時意識到，要使中國擺脫困境，唯有尋找更多的助力，聯手是最有效的途徑。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一大”召開，國民黨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國共第一次合作在這一刻開始。但孫中山卻因操勞過度，在第二年春天辭世。當人們懷著無比悲痛的心情來送別中國曆史上這位偉大的革命先行者的時候，黃埔軍校的學子以豪情和熱血來祭奠這位“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