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們簡直把我當成了一個常年在外的遊子，終於從荒蠻的地方返回家鄉回到了城市。我又是他們的驕傲，朋友們都不知道該怎樣招待我才能表達出他們的歡喜。尤其那幾個阿佳（姐姐）和小卓瑪、小索珍、小央吉，她們都已成家有了孩子，也整天陪著我，到深夜都不肯散去，睡眼迷離地聽我們這些男人談文學、談西藏宮廷音樂和民歌、談繪畫、談西部大開發、談WTO、談酒吧、談畫廊、談小劇場戲劇、談青藏鐵路、談西藏未來、談邊境貿易、談文物古跡的保護，談得海闊天空沒有邊際，許多話題我們誰也不知道是怎麼串在一起的。我們寧願談賭博，也不談金庸，不談足球和比爾？蓋茨。我們覺得這個世界已經變得夠冰冷了，我們不想再雪上加霜。我們一律反對恐怖主義，但我們又指責那些發達國家，我們對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充滿同情。
說實話，我這個人還就是在意這樣熱鬧的友情氛圍，它能一下子就讓自己把西藏認同為家鄉了，甚至令我一連好多天忘記了給爸爸掛電話。我在拉薩玩得忘乎所以。
每天喝那麼多酒，可是回到賓館還是無法立刻入睡。一天的經曆、人物和話題，總在腦子裏打轉轉，興奮得難以入眠。於是就躺在床上開著電視機看書，有時也順手做點奇思異想的筆記，直到淩晨才昏昏睡去。
有朋友拉我到他們家裏住，說那樣可以為我節省些經費，也好徹夜長談。我都婉言謝絕了。自己還是喜歡住賓館，尤其喜歡賓館的簡潔方便和一個人的安靜。住在人家裏，老人、家屬、孩子、保姆的，我怕亂，更怕客氣，不自在。
這麼在拉薩住著，一個星期似乎沒兩天便過去了。我想到了阿媽，該去看看她了。
就在自己離開拉薩到鄉下看媽媽之前，發生了一件大家都說有意思的事情。我當時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件事在後來對自己的影響那麼大，以致徹底將我摧毀。
這件事情的確是同某個女人聯係在一起的。
那是在離開拉薩的前一天，我獨自到八廓街轉悠。那天上午，陽光明媚，空氣幹燥清新，沒有一絲風。眼見到的藏式建築頂上拴掛的五彩經幡輕微飄動，仿佛把時間也給凝固住了，世界都在靜寂裏，這正是自己所要的感覺。在這樣悠閑的感覺裏，我不知所往不知所求，似乎被陽光牽引著，又好像為尋找一塊陰涼的地方，便走向大昭寺小廣場南麵一家茶座的二層平台。
平台上茶座是露天的，頭頂遮了塊印有紅藍吉祥圖案的白色篷布。清涼的空氣從三麵飄來。我隻要了半暖瓶甜茶，抽著煙無所用心地觀望著周圍和廣場。
有幾個男女老外坐著聊天、喝礦泉水、抽煙，他們的茶幾上擺放著照相機、攝像機和兩本厚厚的關於西藏的英文圖書。他們偶爾看我一眼，議論著我頭上的牛仔帽同他們當中某位先生的一模一樣。我有點難為情，喝了熱茶頭上冒汗，就摘了帽子。我摘帽子，那老外也摘帽子。他摘帽子，我又戴上帽子。他們衝我樂了。我朝他們點點頭，問他們從哪裏來？他們說北京。問我，我也說北京。他們頻頻點頭。我又問他們從哪裏來，他們恍然大悟，說美國。他們問我是北京人嗎？我說，鬧鬧，我是印第安人。他們怪異地看著我。我說，我是西藏人，長相上近似貴國的印第安人。他們回味一下，笑聲爆發出來。
大昭寺那邊桑煙繚繞，青青的煙散發著草木香氣。五星紅旗垂掛在廣場旗杆上。附近街道上汽車、行人、地麵的人影、三輪車、摩托、小公共汽車、各色遮陽傘、肥胖的交通警察、彩色的遊客、當地駐軍和武警，亂亂哄哄。人群裏時時閃現著僧人絳紅色的袈裟。他們三三兩兩單手或雙手搭在額頭上，看不出他們站在街頭遠望找尋什麼。四個小乞丐嘻嘻哈哈地猛跑，後麵叫嚷著追上一個商攤的大丫頭，差點兒撞到正在巡邏的兩個武警身上。我的所在非常涼爽，那太陽地裏看著有些燙人。同我一樣觀望著廣場景象的還有個外國姑娘，她一身紫色，遮陽帽也是紫色。這位“紫色”靜靜地獨自坐著，一隻手臂支在茶幾上，半天絲毫不動。她腿上放著個大筆記本，想起什麼便在本子上寫寫畫畫。她是法國人嗎？她同那位叫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女作家認識嗎？我無聊地想。
自己茶也喝得差不多了，結了賬又點上支煙。正當我起身要下樓的時候，眼睛無意間發現零亂的廣場上匆匆走過一位高個女人。她止步左右躲閃著迎麵的行人，頭上戴了頂斑斕的遮陽帽，那帽子非常醒目，如同一隻碩大的蝴蝶在人的頭頂上扇動著翅膀。她梳短發，肩膀一邊還掛著綠色畫夾，胸前吊一台小相機。我角度站得偏高，寬寬的帽簷兒和玲瓏的墨鏡擋住了她的麵孔，但從她圓潤窈窕的身段看，我覺得她應該具有聖母樣的美麗。不過，這般看人，憑經驗得到的結論往往相反，可是自己又不願意放棄對這個女子美醜的判斷，趕忙下樓追隨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