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秦可卿的病論者多矣，所論多在於她與公公賈珍的不正當關係，到底病情如何，難以從書中和評論中看出個子醜寅卯。隻見賈珍與尤氏都對她的病十分關切，可從側麵看出秦氏的人緣與分量。
疾病，本來是生理現象，人吃五穀雜糧，誰能無恙永遠？佛家也講生老病死，將病列為人生一大擺脫不了的苦惱。但具體什麼病，又在相當程度上可能成為患者的隱私，尤其對於政治領袖、社會名流、和涉嫌與兩性關係有關的病症來說，許多人是諱莫如深。
例如以開放標榜的西方國家，美國總統裏根，也是在卸任以後，敢於早早宣布自己已經患上了老年癡呆症，而在任的法國總統密特朗，也隻是在卸任後聲稱自己早已得了絕症，並選擇了自己的死期。這已經夠唯物夠坦率夠理性的了。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的病況，至今仍有疑義而未向公眾公布。
這麼說，秦可卿的病情撲朔迷離，不足為奇。
同樣有趣的是作者藉書中人物之口談了些對於醫療問題的看法，尤氏說：
現今咱們家走的這群大夫，哪裏要得……聽著人的口氣，人怎麼說他也添幾句文話說一遍，可倒殷勤得很……大家商量著立個方，吃了也不見效……
這是說一批庸醫，互相依靠推諉，無人負責，用幾句“文話”邀搪塞唬人。萬氏的批語應屬準確如實。
而請來的張太醫，與這些人不同，第一，他把完脈就講病情，講得貼切，乃獲信任??這是把醫術變成猜謎的無醫學常識的陋見，至今國人仍有不向醫生訴病情，看醫生猜不猜得準，以測驗醫生者，透露了我國農民文化中愚昧與狡黠??愚而詐的一麵。
第二是談到預後，張太醫說要看“醫緣”，真是高明極了。有術還不行，還要看緣，這也對，同樣的病同樣的藥，同樣的治療，有的有效，有的無效，以緣釋之，也就是以無因釋因，誰還能有什麼脾氣？
第三，太醫走後，賈珍分析說，人家本不是“混飯吃的久慣行醫的人”。這很奇怪，就是說以行醫為職業的人，醫道是不靈的，煩手看看病的人才是醫學大師。重業餘而輕職業，重parttime而輕professional，這與外國的思路大異其趣。我想這是由於中國特有的整體主義與本質主義信念。中國人傾向於認為，大道貌是相通的，治國、齊家、用兵、用藥、三才、五行……搏擊功夫與床上功夫，靠得都是一個道。用老子的說法就是：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穀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得了這個一，就一通百通，無敵於天下。那麼，決定得不得一的主要是看道德、看素質（悟性），看學問，而不看經驗不看技術不看專業知識。賈珍對張太醫的評論透露了中國文化中特有的重概念、重本質、重通識、重聯係；同時輕專業、輕分工、輕經驗、輕知識技術的悠久傳統。恐怕這樣的傳統至今猶存。例如以抽象的什麼什麼精神去否定具體的專科的知識技術。
此外，小說敘事從金寡婦要找秦氏理論，一下子過渡到秦氏的病的交代，很自然。“紅”書前二三十回沒有什麼大的戲劇性衝突，主線性的衝突，結構起來很費勁，這樣自然過渡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再者，賈珍一聽庸醫看病害得秦氏屢屢脫換衣服，便發狠地說，
任憑什麼好衣裳，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體要緊，就是一天穿一件好衣裳也不值什麼……
這令人想起後來秦氏歿了，談到後事，賈珍發狠說：“不過盡我所有罷了”。一提出秦氏就發狠，這是一，一狠就要花錢，以為錢多是自己的優勢，恨不得用錢買回秦氏的健康，可惜錢的用處有限。這是二。
幸虧錢救不了所有的命，使有錢人也有著急發狠一籌莫展的時候，要不然窮人就更不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