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組《紅樓夢》隨筆寫到這裏，恰逢讀《紅》評《紅》又掀起熱潮。熱點之一便是，除了《紅樓夢》的文本以外，是不是還有一本故事作寫作《紅樓夢》的根據。由於當時的具體條件，一個是清朝的*，一個是封建道德的諸多清規戒律，在一個是作者要寫自己的家事實曆，許多東西不能明寫，隻能隱去真情，巧為曲筆，聲東擊西，指桑罵槐，殺雞代猴，卻又吞吞吐吐，欲休還說，留下了蛛絲馬跡，需要研究家拿出福爾摩斯的心態和技巧，按圖索驥，逆向推測，找痕跡，破暗號，譯密碼，查腳印，對指紋，捕其風，捉其影，聞其氣，尋其形，步步為營，找出本事原貌來。
這確實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念頭，比當年的福爾摩斯與如今的眾推理小說還吸引人。而且，由於紅書的信息的豐富性，用語的生動與蕪雜，古今用語的差別與語詞本身的多義性，解釋的多種可能性，這樣找起“事本”來還很有找頭，一旦上了路，越找本事越多，內幕越多，越找可能性越大，從一個芝麻找起，最後不但找得出西瓜而且說不定能找出地雷和原子彈來。
這種利用文本找事本的工作，是一種趣味工程，也是一種智力訓練練習，可稱之為益智遊戲，也可以算對文本的一種另類解讀，對文本的打亂再重新排列組合，卻難稱之為文本的通用正解。你難以證明這些本事，更難於證偽，它的個人性隨意性趣味性超出了學術研究範疇，故而它不屬於學術研究的範圍。其他你愛寶釵，他喜黛玉，你捧湘雲，他讚妙玉，或者用意識形態、用儒釋道學說直到用反清複明用最現代最先進的思想觀念來解釋紅的文本，也都是社會思潮與個人傾向、信念、審美、趣味、個性、偏好使然，也很難稱得上是純學術。
其實本事雲雲，這本身就是小說家言，初見於史記。《史記》成書的年代，人們似乎不甚在意小說與紀實史料的區別，張良學藝呀，鴻門宴呀，贈締袍呀，都太小說化了。而到了晚清，曹氏明明白白地說了他的書是“假做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曹氏還說了他寫的是“滿紙荒唐言”，後世讀者研究者想要找出一個鐵案如山的不可更易的事本或本事來，難矣哉。
從文學史上看，說起某某小說的某某人物原型已經很勉強了，更沒有人用原型去糾正或規範廣大讀者對小說人物的理解，也少有用原型的親曆來重新解讀小說的情節者。一個成熟的，得心應手的小說家，一心想著按照實實的嚴絲合縫的本事即實事來寫小說，不敢創造一步想像一絲者，鮮矣。多半是小說的生手或二流人物，才在寫小說時念念不忘於自己經曆的鼻子底下或小腹底下的那點實情。一般的說，小說家要寫的是好小說，而不是其他，小說家麵對的本事是整個主觀與客觀世界包括想像的一切可能，而不是已有已知的那點經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