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對貪官進行嚴厲的懲處。不重治貪官汙吏，不僅百姓遭殃，受其盤剝勒索，國賦難以收齊，帑銀庫穀被其吞沒，而且將使國法名存實亡，雍正帝十幾年“旋轉乾坤”、辛苦整頓吏治的成果蕩然無存，到那時，法紀廢弛，貪汙盛行，後果將不堪設想。乾隆帝專門列舉了俞鴻圖的案例。俞鴻圖是河南學政，雍正十二年（1734年）三月，因為受賄營私罪被刑部議處斬立決。雍正帝降旨說：“俞鴻圖著即處斬。學政科場，乃國家與賢育才之要政，關係重大。”“今觀俞鴻圖贓私累萬，則各省學政之果否澄清，朕皆不敢深信矣。”督撫與學政同在省會，應該非常了解學政的優劣行為，僅因“督撫有所請托分潤”，故代學政隱瞞，嗣後如各省學政有考試不公徇情納賄之弊，將督撫按溺職例嚴加處分。乾隆帝諭令依照此例懲治喀爾欽。
第三，積弊需要清理。官官相護是清廷官場上的多年積弊。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知府、知州、知縣等官員，平時倚勢橫行，各顯神通，吞沒國賦，侵盜庫銀，榨取民財，聽到一點風聲，便互相通風報信，而且相互保密，彼此包庇；實在遇到緊急情況，難保身家性命之時，那些封疆大吏就找出一些知縣之類的小官員做替死鬼，應付一下，自己和同僚便逃之夭夭，脫漏於法網之外，照舊腰橫玉帶，身著蟒袍，頭戴烏紗帽，照舊做他的製台大人、撫台大人、藩台大人、臬台大人、知府大人。即使是奉旨來查的欽差大臣，也常因為受京中宰輔、九卿或親友囑托，或為地方官員厚禮所誘惑，或膽小怕事或礙於情麵，從而避重就輕，含糊其辭，不了了之。剛過而立之年的乾隆皇帝，深知此弊，嚴厲訓誡吏部侍郎楊嗣璟,不能故意替他們開脫罪名，否則性命難保；而且還強調，這還是皇帝私下訪聞在先，巡撫參奏在後，令將巡撫喀爾吉善交刑部嚴肅處理，並警告各省總督、巡撫力戒此弊，不然，將重懲玩法徇私之人。
第四，當今天子“並非無能而可欺之主”。乾隆帝即位以來，盡力革除昔日皇父雍正帝苛刻過嚴之弊，主張寬厚行事，待臣以誠，優遇文武官員，不料薩哈諒、喀爾欽竟認為乾隆帝是無能可欺之輩，違法負恩，督撫又以為他崇尚寬容，所以大肆包庇大的貪官汙吏，取悅於眾。因此他非常生氣，予以嚴厲斥責，表示決心要重懲作奸犯科之徒，革除互為包庇的積弊。
三月初九，即下諭後的第二天，乾隆帝又對九卿下達了一道長諭，進一步申述了懲貪尚廉之事。
乾隆帝將廉潔作為對官員的基本要求，把潔身自好注重操守作為各官必須具備的條件，提倡廉潔奉公，正身愛民，鄙視贓員，嚴懲貪官。
為處理薩哈諒、喀爾欽貪汙案件，乾隆帝連續下諭。五月十七日，他下諭說：“喀爾欽在任山西學政時賄賣文武生員之事，今經審查完全屬實，薩哈諒於布政使任內濫行酷虐貪婪之處，亦已審實。朕對薩哈諒、喀爾欽如此器重，授為藩司學政，而二人不圖報恩，卻賄賣文武生員，縱容家人營私舞弊，濫行酷虐貪婪，若不將二人“從重治罪，抄沒家產，則國法無以伸，後人無以為戒”，著將二人家產嚴查充公。第二天，他又派乾清門侍衛巴爾聘往山西將喀爾欽押解來京候審。
又隔了一天，五月十九日，欽差吏部右侍郎楊嗣璟等人的奏折到京，奏稱：奉旨查審薩哈諒“貪婪不法，款跡確鑿”，照律計贓擬罪。乾隆帝降旨：薩哈諒前任廣東布政使，聲名狼藉，且趨奉鄂彌達，故將其左遷山西按察使，繼因山西布政使缺出，一時不得其人，將其補授，以觀後效。今楊嗣璟等人的本內談到，薩哈諒在臬司任內，已有種種劣跡，及升任藩司，貪贓尤多，共計一千六百餘兩，且實係科派屬員，重收尾封，贓私入己，並非公項餘銀應報不報者可比。當時庫吏以前無舊例為由，力行稟阻，而薩哈諒斥其膽小，悍然不顧，“則其始終狡詐，藐法負恩，罪實難逭”，著“三法司從重定擬，以昭炯戒”。
刑部等衙門遵旨議奏，請將喀爾欽擬斬立決，判薩哈諒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乾隆帝批準此議，喀爾欽解到刑部後，當即正法。
乾隆帝借此“東風”，於五月二十八日連下兩道命令，狠煞貪風，整頓吏治。他在第一道諭旨中，列舉山西官員貪贓枉法苛索民財等弊端，責令他們痛改前非。
第二道諭旨是訓飭科道官員糾參貪官汙吏。乾隆帝說，科道職司言路，為朝廷耳目，凡有關於民生利弊之事，皆當留心訪察，如實上報朝廷。
在乾隆帝嚴厲訓飭下，山西巡撫喀爾吉善上疏劾奏貪贓枉法之知州、知府章廷珪、童紱、車敏來、盧叡、龔振等五人。乾隆帝批示：這五人皆革退，其婪贓不法等情，著喀爾吉善嚴審具奏。“山西吏治，甚屬廢弛”，乾隆下令九卿保舉賢員前往，擔任知府，直隸州知州。乾隆帝又將原山西巡撫石麟以不行訪察題參薩哈諒為由給予革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