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的關外墾荒政策，與他的禁礦政策一樣消極和僵化。雖然他很重視農業，但他隻許百姓在關內耕地，而禁止流民到關外墾荒。嘉慶十三年（1808年）九月，為了進一步嚴格控製內地民人出關耕墾，由盛京將軍富俊負責製定了新的章程，規定關內民人出山海關至奉天所屬各地，除得有原籍發給的關照一張，填注姓名及所往處所，到關驗明放行外，還應有隨身護票一張備查。若出山海關至威遠堡法庫邊門外，則應有原籍關照兩張，一照山海關存留，一照邊門存留。經戶部議複，準予施行。至於章程規定，從嘉慶十四年（1809年）正月開始，將各該處民人戶口、地畝，責成通判、巡檢、地保等分別立限詳報，以防續有流民前往籍戶詭添情弊。戶部則認為是項規定尚不嚴密，應飭令該將軍按每一季度派員清查一次，將有無增添之處，具結報部備查。嘉慶立即批淮了戶部議複的章程，同時指出：“盛京地方設立邊門，原所以稽查出入，用昭慎重，若聽任流民紛紛出口，並不力為攔阻，殊非嚴密關禁之道。嗣後著照該部奏定章程，交該將軍嚴飭守口員弁，實力巡查，並出示曉諭各處無業貧民，毋得偷越出口私墾，致幹例禁。”這在嘉慶一朝禁止流民出關私墾諸章程中，屬內容最為詳盡、措施最為嚴密的一個。
限製對外通商
如果禁止開礦、禁止關外墾荒等政策隻是嘉慶重農抑商或防止流民作亂的手段，那麼限製貨物出口和進口則是閉關自守政策的繼續，它保護了封建經濟，隔絕了人民與外界的往來和交流。但這種保守、消極的對外貿易政策，既不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不利於國力的增強。當然，這並非嘉慶的首創，而是乾隆以來所實行的“閉關政策”的延續，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就是這種保守政策的牢固基礎。
嘉慶嗣位後，嚴守乾隆所定下的一口通商的僵硬政策，絲毫沒有鬆動的餘地。即使在廣州港，也並非實行完全的自由貿易，除了由公行實行壟斷外，還有諸多的清規戒律，一般是規定外國商船於每年五六月間抵粵，泊黃埔換貨，限於當年九十月間回航返國，即使賬目未清，亦須在澳門住冬結算。所以當時的廣州港，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季節性的貿易市場而已。並且廣州港的貿易對象，雖無明文規定，但實際上主要是對歐美商人開放，至於像北方的俄國等，則顯然是被排除在外的。
嘉慶十年（1805年）十月，俄羅斯兩艘商船，經海道南航，先後駛抵廣州港。這些不速之客的到來，給粵海關及當地官員出了一道難題。當時即將卸任的粵海關監督延豐，雖然知道“該國向在恰克圖地方通市”，但鑒於船貨已到，而且俄國商人的意圖隻在“省費圖利”。恰好當時即將卸任的兩廣總督那彥成，遠在潮惠一帶巡視，不在省城，而新任粵海關監督阿克當阿又已到任，即將進行交接，延豐為避“意存推諉”之嫌，遂在征得廣東巡撫孫玉庭的同意後，特意給予通融，在委派員弁的彈壓稽查下，準令俄商在黃埔卸貨。延豐覺得自己這樣處理是盡職盡責的，又是合情合理的，隻是對於以後如何處理類似事件，心中還沒有多大的把握，於是上折奏聞，懇請嘉慶給予訓示。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嘉慶看到奏折後，大發雷霆，斥責延豐“專擅乖謬”，“所辦粗率之至”，下令對此事嚴加追究。他認為“外夷通商，自有一定地界，不準逾越”，“此等交涉外夷之事，自當慎重辦理”。甚至連俄國商船所載究係何項皮張，共帶若幹銀兩，欲轉販何項貨物，該船經由幾國，其導引者又係何國，該商貨物是自辦牟利、抑係該國王遣令貿易等等，嘉慶也諭令新任粵督吳熊光逐一查明，以遞速四百裏奏聞。
沒過幾天，嘉慶又急諭吳熊光：“該商船如尚未卸貨，即令停止納稅”，並曉該商，現奉有大皇帝諭旨，通市貿易，本有一定地界，不可輕易舊章，著即將船隻貨物駛回本國，不許在廣逗留，亦不許轉往別處港口通市。可是吳熊光和阿克當阿剛一接手，便同樣犯了類似延豐的“錯誤”。因其時俄國商船已卸貨完畢，稱該國“地處極北，若遇風汛，遂致阻滯一年，叩請早給牌放關開行”。吳熊光等見他們“情詞極為懇切”，又念及“該商等遠赴重洋貿易，海洋風爪靡常，若俟奉到諭旨方準放行，設至船隻阻隔經年，既非體恤遠夷之道，並恐該國心生疑畏，亦多來便”，便會同孫玉庭、阿克當阿“再四籌商”，一致認為“撫恤外夷，自應示之以信，既經準其卸貨，似又未便久阻歸期，致失懷柔遠人之意”。於是在查明該船“所販貨物係茶葉、瓷器，並無違禁物件”後，準其開船離港返國。這自然免不了受到嘉慶的嚴厲申斥，此事最後處理的結果：延豐受到革職，吳熊光、孫玉庭、阿克當阿以“辦理未協，不能無咎”，均交部議處。嘉慶還再次申飭嗣後遇有該國商船來廣貿易者，惟當嚴行駁回，毋得擅準起卸貨物，以昭定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