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慶年間時，八旗兵丁也大不如以前了。他們不事生產，遊手好閑，已養成無所事事的惡習。川楚軍前，打仗時把鄉勇排在最前頭，把綠營兵排在第二層，把吉林的滿洲索倫兵排在第三層，最後才是自己。於是賊寇們也相機行事，把難民放在最前麵，真正的惡匪卻排在後麵。這樣最前排的鄉勇和難民遭遇，難怪別人說“賊兵不相逢”呢。八旗軍中最精銳的健銳營、火器營亦不中用。八旗士兵戰鬥力下降，與八旗軍內部階級分化亦直接有關。前線將領們克扣士兵軍餉，使士兵們無衣無食。嘉慶帝在上諭中多次提及前線士兵無衣無食，甚至把牛衣作為裹足之物。“士兵們衣服襤褸到如乞丐一般了。”“士兵們沒有軍服而穿著布衣，朕看了真是難過啊。”如此士兵，焉能振作精神奮身報國立功？
道光初年，八旗軍更加鬆懈渙散。八旗將領更不把整頓軍隊當成一回事，相反他們卻在應酬上大比拚，模仿文人雅士，以沉溺文墨為時尚。道光年間任台灣道的姚瑩以他防守海疆的親身經曆，指陳時弊，稱：“現在的武官們，都假充斯文，扔掉武器講求應酬，用順服溫柔來使上級高興，深得文人學士喜愛。唉，不可行陣，不講技藝，一聽到炮聲就爭相逃竄，就算是有百萬支箭，又能把敵人怎麼樣呢？”道光帝深明此弊於國家武備不利，曾明確降旨：“這些年來，各省的武將們略懂文藝，並喜愛筆墨，以致於營務廢弛，現特命各地方大員偕各級營員隨時巡察，一定要把惡習除掉，把操練抓起來。”
八旗將領荒廢武藝轉而裝斯文學究。八旗兵丁無人管束，終日橫行，有時成為騷擾駐地治安的禍端。如駐防太原的八旗兵肆無忌憚地窩藏盜賊，被城中居民稱為梁山泊，連地方官也對之奈何不得。道光十八年（1838年），太原的八旗兵違犯宵禁令，打傷守欄更役，地方官不敢得罪滿營，隻得受屈辱杖責更役了事。不料，旗兵仍不滿意，幾天過後，旗兵竟誣蔑查夜的審案縣令為強奸犯，還大打出手。當地州縣官吏或被旗兵辱罵，或被在當街打破轎窗，但也束手無策。
綠營兵的日趨衰敗
綠營兵在嘉慶道光時期也日漸衰落。清朝初期時皇帝大多英明強幹，他們對於綠營將領具有出於本能的戒備心理，時時處處對之加以防範，就怕漢族人掌握兵權。於是就下令綠營將領3年任期滿後就升官轉調別處，使武將不得久任一地。由於將領們定期定點任職太短，許多長遠規劃還沒來得及實施，即使用心整飭營務，亦難見成效。嘉慶時期綠營兵已軍紀敗壞，將控製不了兵，兵不服將的狀況已持續了很久了。嘉慶帝指斥綠營積弊，曾追憶當年隨乾隆南巡，目睹杭州受閱的綠營射箭不中靶、騎馬人落地的可笑現象。
綠營兵偶然操練，不過虛應故事。平日裏兵丁已成為長官衙門、家府中的勤務員，並且日漸成為風氣。權臣和珅家役使步軍統領衙門及巡捕五營的步甲兵丁，居然多達千餘名。
就連兩翼步軍協尉，甚至司員筆帖式這樣的小官，也能招呼十幾名兵丁使用。各地駐防軍綠營將領，甚至強令士兵們在私宅內充任工匠轎夫。這種役使隨著乾嘉時期吏治的敗壞而加劇，局部的兵變事件屢屢發生。這種額外役使不僅激化了綠營官兵之間的矛盾，而且更使軍隊日漸一日地變得腐化。綠營兵丁在長官衙邸伺候應酬，終日耳聞目睹，都變成阿諛諂媚之徒，吃喝偷賭、坑蒙拐騙的積垢已很深了。
綠營的另一積弊為將領吃空額，克扣軍餉。道光時，在福建龍溪，綠營名冊上的1200名兵丁純屬子虛烏有。所發軍餉，都落進長官的腰包。而且同時清政府財政入不敷出，有時拖欠軍餉，士兵生活十分困苦。如川楚軍前提督七十五所率之四川綠營兵由於士兵缺糧少餉，無衣無食，就在無奈之下以打家劫舍為生。當地民間有這樣的歌謠：“寧遇白蓮教匪之賊，不遇七大人叫化之兵。”前線士兵待遇如此菲薄，便以騷擾百姓勉強度日。而後方士兵往往自謀生財之道，如陝西榆林鎮的士兵窮得猶如乞丐，軍械早被賣掉用以糊口。台灣甚至出現長官偷偷命令士兵到大陸做買賣，並按月收取銀錢的事件。即便那些不出營的士兵，也在當地設賭開娼，販私賣鹽，鎮將們按月收取銀錢，操練一年也不見一次。
八旗兵和綠營兵的衰敗標誌著清朝政治、軍事的衰落，進而不得不依靠地方實力派及地方武裝來維持統治，這下可給了地主階級實力派擴充勢力的機會，他們也日漸成為朝廷潛在的威脅。而這個日益衰敗的清廷，已難以對付內亂和外患了。
日益緊張的中英關係
商欠糾紛的繼續
道光年間，商欠案有增無減。道光四年（1824年），麗泉行拖欠各國商人“貨銀十七萬二千二百零七元”，外國人很不滿，紛紛上告。道光六年（1826年），西城行行商黎光遠，共欠在港花旗銀行的外國商人的銀兩達47.7216萬兩。道光七年（1827年），福隆行商關成發拖欠英商銀款百萬元以上。同年，同泰行倒閉。道光八年（1828年），福隆行倒閉。兩行都背負了沉重的債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