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納德是一位創作十分豐富的作家。30年代，他寫的著名作品有《不可接觸的賤民》（1935）、《苦力》（1936）和《兩葉一芽》（1936）。40年代，他寫了三部曲：《村莊》（1939）、《越過黑水》（1940）和《劍與鐮》（1942），這三部作品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背景，通過一個農民的故事，反映了印度民族的覺醒。1945年創作的長篇小說《偉大的心》，反映了手工藝匠的不幸遭遇。50年代以後：他寫了長篇小說《七個夏天》（1951）、《一個印度王子的私生活》（1953）、《道路》（1960）等。此外，他還寫了許多優秀的短篇小說。
他的作品，大都取材於苦力、農民和賤民等下層人民的生活，反映殖民地人民的苦難，譴責種姓製度等封建惡習的荒謬，批判殖民者的罪惡統治，表達印度人民的懷疑、不滿、悲憤、反抗和對未來的幻想與希望。他在30年代創作的《不可接觸的賤民》、《苦力》和《兩葉一芽》，從各個不同側麵，展示了30年代印度社會生活的藝術畫麵，使我們看到了30年代印度人民奮鬥的足跡。這3部作品，在題材的選擇、主題的開掘和藝術原則的運用等方麵，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印度在遠古年代，就奉行一種特有的種姓製度，把人們劃分為婆羅門、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羅等，這是一種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嚴格的等級製度。一個家族的政治地位、財產狀況可能變化，而所屬的種姓則世代相傳。此外還有一種“賤民”，大都是世代相傳的鞋匠和打掃工。印度教認為：糞便是不潔之物，人體不能接觸；而打掃糞便的打掃工，也就成為“不可接觸者”了。
在千百年的印度社會曆史中，賤民成為被神所拋棄的卑下者，始終過著悲慘的、貧困的奴隸生活。安納德在他的《不可接觸的賤民》中，不僅第一個把賤民作為小說的主人公，還無情地揭露了種姓製度的殘酷和荒謬，嘲笑了僧侶的虛偽道德，表現了對於賤民悲慘命運的深刻同情。
小說的主人公巴克哈，是一個世代相傳的打掃工，早就代替年老力衰的父親清掃廁所。這個身強力壯、勤勞能幹的18歲青年，在他的結實的雙肩上，載負著說不清、甩不掉的因襲的精神重擔。嚴格的種姓、濃厚的宗教觀念和社會惡習，像重重大山，壓在他的頭上。從他剛懂事時起，就時時有一種犯罪感籠罩在他的心頭。他的靈魂，除了恐懼而外，幾乎處於麻木狀態。他從來沒有在人前抬起過頭，更從沒有舉起手來反抗過任何人。他總是卑躬屈膝，露出卑賤的笑容，任憑打罵，任人宰割，忍受非人的奴隸生活。
這部作品，通過巴克哈在一天內所遭受的侮辱、責罵、惡意的折磨等情節，剖析他的靈魂的微小變化。他悲憤地說：“我隨便走到哪兒，都隻會遭人謾罵和嘲笑。玷汙，玷汙，我做不出好事，隻會玷汙人家。”但是，這個被視為“討厭的賤民”、“黑心鬼養的小畜生”的巴克哈，也抱著擺脫現狀的幻想。然而，他的幻想卻是渺茫的，失望的，對他來說，“他們的生活，隻有沉默，陰森森的沉默。死裏求生的沉默”。這種悲劇性的結局，使我們更具體地看到了封建惡習的吃人真麵目。
《兩葉一芽》是一部以反殖民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優秀小說，它通過對一個契約勞工的命運浮沉的描寫，反映了深重的民族災難，尖銳地揭露了殖民主義統治的罪惡。小說的主人公甘鼓，是一個破了產的農民，在工頭布塔的誘騙下，他帶著妻兒，離開世代居住的家園，經過12晝夜的行程，來到英國人經營的茶葉種植園做工。甘鼓一到茶園的工棚時，一位過了20年奴隸生活的老工人納延對他說：“唔，現在你橫豎逃不掉了，你永遠也回不去了。”果然如此。甘鼓來到茶園不久，災難也接踵而至。在他患病尚未痊愈時，妻子反而染病身亡；又因為參加“暴動”而被罰款，債台高築，走投無路；最後，在他的女兒被茶園經理強行奸汙時，甘鼓也被槍殺而死。小說通過這個悲慘的故事，把批判的鋒芒直指殖民主義。這座茶園，就是英國殖民主義統治下的印度的一個縮影。殖民者使用血腥屠殺、殘酷掠奪和無恥欺騙的手段，占有了這塊茶園。殖民者把印度工人視為自己的財產，有生殺予奪之權。茶園的副經理勒吉·韓特，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強盜，他強奸印度婦女，毒打和槍殺工人，反而被殖民政府視為英雄。作品也揭示了殖民者靈魂的空虛和卑汙，指明印度民族的苦難根源，就是殖民主義的“血腥的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