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的兒女》以抗法戰爭為背景，描寫了一個農村小鎮上人們的生活和鬥爭。這裏的人們生活在傳統中，各有各的家庭、個人問題，但當民族解放事業需要他（她）們時，他（她）們會義無反顧地挺身而出，哪怕犧牲生命。小說特別塑造了謝麗發、萊拉、薩莉瑪等眾多女性形象。她們是解放戰士們的堅強後盾，是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化身。他（她）們是未來新世界的真正兒女。
1969年，她與沃利德·法爾恩合寫了4幕劇《鮮紅的早晨》，也是描寫反法民族解放戰爭的，塑造了不同階層群眾與遊擊戰士的群像以及他們互相配合進行戰鬥的場麵。1975年以後，她的興趣轉向了電影，一幹就是10年。她對這段經曆是這樣解釋的：我假期到阿爾及利亞山區、農村訪問，與農民、村婦接觸、交談，了解了他們的生活、需求、憂慮和麵臨的問題。我決心把他們的生活記錄下來，讓更多的人了解和關心。她取得了成功。她執導的兩部電影分別在威尼斯電影節和柏林電影節上獲獎。她說，當我重新寫作時，我覺得我更加成熟了，對問題的認識也更加深刻。以後她還出版過小說《阿爾及利亞女人》、《影子王後》、《遠離醫學》、《我的遙遠的牢獄》、《斯特拉斯堡之夜》和散文集《常駐我心的聲音》等。
阿爾及利亞獨立後到現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上個世紀90年代初起國內頻頻出現的恐怖活動和暴力事件，吞噬著阿西婭的心。許多知識分子，尤其是用法語寫作的作家、詩人遭到暗殺，其中就有她的朋友。她再也不能沉默了。她寫作了長篇小說《阿爾及利亞白種人》（1996）。小說描寫了那些被殺害的知識分子生前的生活，他們的思想、行為和創作。但她認為僅此是不夠的。在小說中她從知識分子被殺、坐牢、逃亡，追溯阿爾及利亞的曆史，揭示產生悲劇的真正原因。
她1985年出版的《愛情妖魔》曾被列為法國的理想藏書。《理想藏書》的編者指出，該書“也同時揭示了一個成為作家的阿爾及利亞女子（指阿西婭）的悲劇，她與那些諳熟方言的姐妹分割開來。”獨立前，阿爾及利亞一些作家用法語寫作，這是曆史原因造成的。今天，他們成了原教旨主義者、恐怖分子打擊和暗殺的對象。在他們眼裏，這些與西方文化聯係的作家是叛國者。
阿西婭說，她是因為極度沉默才創作的，無論是對阿爾及利亞獨立前的社會現實，還是對它今天發生的事情，都是在極度沉默後無法再沉默而寫作的。
阿西婭屬於在法國居住用法語寫作的第二代作家。他們與祖國長期分離，對阿拉伯文化遺產了解甚少，對阿拉伯語不夠精通。但是法語並沒有割斷他們與祖國的聯係。正如阿爾及利亞評論家哈·卡塞姆指出：“這表現在他們創作的一切小說、詩歌、戲劇中。我們看到，雖然作品語言常常是法文，但是精神、感情卻是阿爾及利亞的，而且多數是反抗法國殖民主義者的。這些作品傳播到阿拉伯馬格裏布各國，傳播到法國和其他說法語的國家，而同時，阿拉伯文學範圍有限，自然其影響力也有限。”應該說，阿西婭·傑巴爾就屬於這樣的作家。
2000年，阿西婭·傑巴爾獲得德國法蘭克福書業“和平獎”，她是獲得此獎的第二位非洲作家和第一位阿拉伯作家。
德國書業和平獎授予阿西婭的原因，是“她給歐洲現代文學增加了馬格裏布的聲音。她在健全民主、實現和平和使各種文化互相了解方麵給阿爾及利亞以希望。”
阿西婭說：“我不是那種把事情簡單化，隻為讀者提供假期在南部海濱消遣書的作家。”關於得獎，她說：“我不代表非洲人，也不代表阿拉伯人，代表他們太沉重，是要承擔巨大責任的。作家的基本任務，不是代表一個人民，或一個民族，而是在為自己選擇的道路上持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