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一曼1905年10月25日出生於四川省宜賓縣北部白楊嘴村一個封建地主家庭。
趙一曼天性好動，又聰明好學。從小就對婦女受封建禮教的壓迫不滿。她八歲剛入私塾讀書，便向眾人宣布：要從小學讀到中學、大學；不光在中國讀，還要留洋呢！
她十多歲時，母親要給她裹小腳、穿耳眼，她不肯，母親的勸說和責打也毫無效果。特別讓長輩們視為“有傷風化”的是居然當著眾人的麵洗腳，用她自然長來的天足向愚昧習俗示威。
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帶來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要求科學和民主的思想。趙一曼的大姐夫鄭佑之（原為趙一曼的家庭教師）接受了這種新思想，理解趙一曼的性格、願望，他用《向導》、《新青年》、《婦女周報》這些進步書刊，不斷地滋潤了趙一曼那渴望抗爭而充滿迷惘的心田。趙一曼十三歲時父親逝去，繼承父業成了家長的哥哥，認為趙一曼會給家裏帶來災難，將趙一曼所有的進步書刊搜出，統統付之一炬。從此，趙一曼將書刊的投遞點改在親友家，甘願跑更遠的路去取，回來偷偷的讀。有一次，她上廁所很久沒有出來，家人以為發生不測，趕忙到廁所去找她，卻發現她正在廁所一心一意地讀書。
1924年，趙一曼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四川省宜賓縣白楊嘴村正式成立團支部，趙一曼任支部書記。她按團組織的指示，在家鄉積極組織“婦女解放同盟會”，會員很快發展到一百八十多人。同盟會的活動觸動了封建統治的秩序，封建勢力進行反對、破壞。婦女解放同盟會針鋒相對，街上到處貼出了標語和漫畫，土豪、團練被畫成了狐狗、魔鬼，他們氣急敗壞，但又無計可施。
這時候，趙一曼要求到宜賓縣城讀書，哥嫂斷然拒絕，並把她寫給上海商務印書館的信和參加函授學習的誌願書都搶過來燒掉了。為了早除“禍根”，哥嫂決定把趙一曼嫁出去，找個男人管束她。由於長期受家庭的精神壓抑，偷著拚命讀書的辛苦，加上這次受到的悶氣，趙一曼激憤地吐血了。她把自己的處境告訴了鄭佑之夫婦，姐夫指點她：“我們的血本可以吐的，甚至有時還要為民眾流……出門吧！把你要求脫離家庭的‘宣言’寫出來，我替你登報”。1924年8月6日，第49期《婦女周報》上登載了趙一曼用一超這個名字寫的《被兄嫂剝奪了求學權利的我》大聲疾呼：婦女“受專製禮教之壓迫、做私有財產社會的奴隸，供專權男性的玩弄已幾千年了”！她以哥嫂為例，揭露了封建家長的醜惡行徑和他們維護封建禮教的罪惡，表達了她堅決衝破封建牢籠，和“閻王似的家長——哥哥”斷絕關係的決心。
1926年初，她終於實現了自己求學的願望，在黨組織的幫助下，趙一曼進了宜賓女子中學。
在學校裏，她對社會問題的深刻理解，得到同學們的由衷佩服。有一次，國文教師尹紹周出了一個作文題：《“不如歸去”與“炒米糖開水”的聲音誰更淒慘》。同學們不知從何談起，趙一曼經過思索，揮筆而就：“不如歸去隻不過是杜鵑受自然壓迫叫出的哀聲，而‘炒米糖開水’是小生意人的叫賣聲，兩者截然不同。在夜靜人稀時，被壓迫、被剝削的小生意人沿著街頭巷尾叫賣，等待那些吸足鴉片或清閑的賭錢人來吃喝，發出的炒米糖開水的叫賣聲是淒涼而單調的。這聲音中有窮人的悲酸，有社會不平，比杜鵑鳥的叫聲更淒慘。”這篇作文，立意深刻，文筆清新，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一致稱讚。“才女”趙一曼的大名，很快便在校內外傳揚開來。
在學校，趙一曼是團支部委員。又是黨團領導的宜賓地區愛國運動委員會的委員。她還被選為女中學生會常委和宜賓縣學聯常委，成為這一地區學生運動的領導者之一。1926年夏天，趙一曼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局為了對女中學生參加愛國運動的報複，規定女中學生必須一律挽髻。趙一曼帶幾個同學臉不洗、頭不梳，去找監學（校長）龍鍾顯說：“龍先生，我們梳不來頭，挽不來髻，請你給梳、給挽吧！”這使監學很狼狽，嘴裏說著“我也不會”，抬腿就走。趙一曼說：“同學們，這有什麼辦法？監學先生也不會，我們隻能剪掉了！”同來的幾個同學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剪刀一塊剪掉了頭發。
1927年“四·一二”事變後，趙一曼按照黨組織安排，轉移到上海。9月間被派到蘇聯學習。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她與原黃埔軍校學生、東方大學的同學陳達邦結了婚。
1928年冬，趙一曼奉命回國，先在上海黨中央機關工作。1932年秋，黨組織調趙一曼到哈爾濱，任滿洲總工會秘書、組織部長。在哈爾濱工作期間，趙一曼參加領導了1933年春天的哈爾濱電車工人大罷工，並與中共海倫縣支部書記李輝、抗日遊擊隊負責人孫玉久等一起，帶領隊伍襲擊當地的偽自衛團，擊斃團總國占山等十餘人，有力推動了哈北地區的抗日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