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身後事，千秋萬歲名。”
當人們目光投注到伯虎生命中隆冬歲暮的一段，見到他正孤獨地收拾舊作，準備交付後人的時候，不免會感到一種淒然與惆悵。
此時，如果預把後人對伯虎詩文的觀感與評論，和當日桃花庵中孤寂的身影，悲涼的情懷，以及他的創作態度，相互印證，也許更能透視出紛遝雜亂的世代、一個天才的萌發和成長，以及後世對他智慧結晶的保存與承傳，有個全麵性的了解。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醜奴兒》辛棄疾歲月的遷移，際遇的改變，影響到一個人的心境，也使詩詞創作從“為賦新詞強說愁”的矯揉造作，逐漸轉變成“欲說還休”的含蓄、恬淡境界。
“少年遊冶學秦柳，中年感慨學辛蘇，老年淡忘學劉蔣；皆與時推移而不自知者，人亦何能逃氣數也！”清代詩人鄭燮，在他自選的《詞鈔》序中，感慨無限地說出畢生創作的曆程。
反觀唐伯虎文學作品中絕大部分的詩詞和曲，雖然鮮有年款，集中一無時間順序地錯雜排列，但如細加品味，從辛、鄭兩家所體會出來的，隨著歲月、際遇與氣數而自然衍變的痕跡，依舊隱約可辨。隻是，其中交織著伯虎獨特的風流天性所譜成的情詩豔詞，和晚歲皈依佛祖後，以俚俗而親切的歌謠，勸人行善並及時行樂，就使他的作品愈發多彩多姿，讓人感到眼花繚亂。
綜觀曆代對伯虎詩文的評論，大約可以看出三種不同的傾向：
一派認為伯虎精心之作，多在青少年時代，到了後期，反而不太可觀。以這種眼光選輯或品評伯虎詩文的，首推吳縣後進，與伯虎為忘年交的袁袠（永之），和文、唐交誼深厚的南京好友顧璘（華玉）。
在所輯《唐伯虎集》的序中，袁袠明顯地表現出他的看法：“伯虎他詩文甚多，體不類此；此多初年所作，頗宗六朝。惟遊金、焦、匡廬、嚴陵、觀鏊山諸詩，及‘嘯旨後序’，乃中季所作，亦可入選，故附入之。……”（注六）
袁序於敘述伯虎躋身士林，及春闈得禍之由，又總結其南歸後的生活和創作態度。
“……乃益自放廢，縱酒落魄；所著述多不經思，語殊俚淺。……”
袁輯《唐伯虎集》，成於嘉靖十三年，離伯虎去世不遠，袁氏也自承：“伯虎他詩文甚多”，結果以“體不類此”的成見，棄而不取。後世輯唐伯虎詩文者，再也沒有這樣時間、空間上的便利，致伯虎作品大量散佚，實在可惜。
顧璘附和袁袠看法，認為伯虎的“絕藝在是”；不過，他對伯虎晚歲作品評價，並不算苛刻：
“……邪思過念，絕而不萌，托興歌謠，殉情體物，務諧裏耳，罔避俳文；雖作者不尚其辭，君子可以觀其度矣。”（注七）
對袁袠選輯伯虎作品標準最為堅持，批評得最為尖刻的，莫如明代“後七子”中的王世貞。他在《鳳洲筆記》中評伯虎：
“……詩法初唐，如鄠杜春遊，金錢鋪埒，公子調馬，胡兒射；暮年脫略傲睨，務諧俚俗，西子蒙垢土，南珠襲魚目，狐白絡犬皮，何足登床據幾，為珍重之觀哉！”（注八）
他又在《藝苑卮言》中，單刀直入地說：
“唐伯虎如乞兒唱蓮花落，其少時亦複玉樓金埒。”（注九）
不過，論者以為王氏早年持論“文必西漢，詩必盛唐”，藻飾太甚；晚年始漸趨平淡，他對伯虎文學的看法，也逐漸有了改變。他在跋伯虎詩畫中寫出對伯虎《倀倀行》的感受：
“……伯虎此詩，如父老談農，事事實際，中間作宛至情語，當由才未盡耳；然過此則為胡釘鉸矣。餘十年弄筆墨，不敢置眼睫間，今老矣，愛此畫，不妨並讀此詩，一再過也”（注十）
“餘嚐有唐伯虎《桃花庵歌》八首，語膚而意雋，似怨似適真令人情醉，而書筆亦自流暢可喜。……”（注十一）
《倀倀詞》：“倀倀莫怪少年時，百丈遊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煙。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後事思量應不悔，衲衣持缽院門前。”（注十二）
在伯虎全集中，倀倀詞列於《漫興》十首之中，與他的《桃花庵歌》，均屬中、晚年之作。似怨似適，使人心動鼻酸，感慨無限，一讀再讀，不忍釋手；看來是歲月和遭際改變了王世貞，對唐伯虎中晚歲的慷慨悲歌，產生了遲來的共鳴。
再看看那些被顧璘視為“絕藝”，王世貞讚為“玉樓金埒”的伯虎早年作品，雖然穠麗、上宗六朝晉魏，但古代樂府和詩詞影子，所在多有，不若哀樂中年後的平淡天真，直據性情，更能撼動人的心弦。
伯虎著作中，賦，屈指可數，是較少的一類。
《汗巾賦》、《廣誌賦》、《昭恤賦》，在其稍後，乃至同時的士林中，已不可得見。
《金粉福地賦》，是他二十九歲在南京所賦。當時已解首在望，或黃榜初放；意氣風發，是他生平最得意的時刻。
豪華巨邸之中，燈燭輝煌，佳賓雲集，珠環翠繞，香氣襲人。所有的目光，均凝注在蘇州才子唐伯虎的身上。時間雖然已是仲秋，但江南依然殘留著幾分暑氣。
“閩山右姓，策府元勳；玉節淩霄而運，玉符奕世而分……”（注十三）
這位名傳遐邇的風流才子，輕揮折扇，啟唇朗吟的時候，不由得使人想到王勃當年，賦《滕王閣序》的景象；比較兩篇文章的筆調、氣勢和鋪排也頗有相類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