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送周德瑞的筆墨，他甚至覺得有向曆史作一個交代的必要：
“……始禮之舉也，時多異議，而君子或不能無疑於其間，故餘於此深論其事，以備他時折衷雲。”（同前注）
不過，一些朝中有經驗的大臣，並不像文徵明那麼樂觀，如戶部侍郎胡瓚等，知道夜長夢多，事情恐怕仍有變數，所以趕緊上言，表示大禮既定，為了安定人事，使各盡職守，已經應召尚未到京的席書、方獻夫，張璁、桂萼等，宜下詔止其來京，急速返回原來的崗位。
侍郎席書、員外郎方獻夫，在大禮之議展開後，各自寫了一封奏疏；他們的主張，和張、桂二人相近。但因“繼統不繼宗”的主張，為北京朝臣斥為異端邪說，所以未敢貿然上奏。其後在張、桂二人鼓勵下，遂由桂萼於前一年十一月並錄席、方奏疏以聞，因此席、方二人也在征召入京之列，大大增加了這一派主張的聲勢。
除胡瓚等上言外，朝中也有些人上疏請治席、方、張、桂以應得之罪的。
文徵明好友薛蕙，則上所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等，闡明嘉靖皇帝“繼統繼宗”所應有的禮節和義務；企圖以洋洋數萬言的論辯，開悟君主，並駁斥張、桂等論調。結果，上言者，多遭下獄，使一度鬆弛的局勢，又趨緊張。
端節前後，奉召晉京的張璁和桂萼，行色匆匆地到達安徽北部的鳳陽縣。館驛中，不但從邸報得知嘉靖皇帝四月所下追尊大禮的勅命，也接奉到停召的朝旨。大失所望之餘，二人心中也立刻明白，這是一幹朝臣為了怕他們入京麵質所采用的策略。表麵上看，勅命中皇帝已為父母爭取到“帝”、“後”的尊號，但前麵既已加上“本生”字樣，又以孝宗為“考”，如此，天下後世，仍然會認定嘉靖皇帝為孝宗之子。於是急忙上疏：
“臣知‘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特出禮官之陰術；皇上不察，以為親之之辭也。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為外之之辭也；必亟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而人心信從矣。”（注九）
疏入皇帝手中，朱厚熜一再思忖，連自己也覺得給禮部勅中留下了什麼漏洞，或中了禮官的圈套，於是就更急著召張璁、桂萼入京。麵質群臣，一舉了結大禮之議，同時也許可以順利達成自己的另一樁心願；在奉先殿側，修建一座“觀德殿”，使亡父的神主，也能從安陸州迎入大內，以盡孝思。
另一方麵，大小朝臣和都中民眾，聽說皇帝不聽勸諫，再度詔命二人進京，多欲仿效前朝擊馬順的故事，以無可抗禦的正氣，斃之於廷。三朝元老，謹身殿大學士蔣冕，更公然在帝前表示，二人若來，必撲殺之；但朱厚熜依然不為所動。為父母的尊榮，他似乎把國家的禍福，乃至自己的皇位，一概置之度外。遠在三年前，即位之初，母後自興國來，母子相會於通州，知道朝議要他過繼給孝宗時，這位興國王妃就怒容滿麵地表示：
“安得以我子為他人子！”（注十）並且，駐鑾通州，拒絕入京。朱厚熜聞言而泣，隨即向慈壽太後（孝宗後）表示，他願意避位歸藩。
群臣唯恐十五歲的少年君主，真的去位歸藩，才應承由內閣研議，稱興獻王、妃為“興獻帝”、“興獻後”，接著，竟連年為繼宗繼統的問題爭論不休。多少幹練廷臣，不怕獲譴、寧願掛冠求去，也不願曲順他的旨意。當時的觀政進士張璁，則在爭議初起之時，以所著“大禮或問”上，為他開啟了處理大禮之議的理論根據。此際，當年被迫調往南京的張璁，即將去而複來，且與桂萼、席書、方獻夫等，相互媒介。朱厚熜看得出廷臣對這股結合而至的力量：心懷忌憚；據他暗知，張璁引經據典的議論一出，連退隱江南的大學士楊一清，也以其立論堅實，無懈可擊，寄書給他門人——現任吏部尚書喬宇說：
“張生此議，聖人複起不能易也；恐終當從之。”（注十一）
現在，這股支持他的力量，正逐漸接近都門；必要時，大學士楊一清也會應召出山。此老不但嫻於邊務，更能襄讚大禮；思及於此，在焦慮，等待的紛亂中，朱厚熜的心緒，也為之穩定下來。
六月，《武宗（正德）實錄》修成，嘉靖皇帝賜燕禮部，參與纂修工作的文徵明，再度於詩中表達天恩的深厚：
“北府書成奏尚方，南宮拜詔許傳觴，青春照坐宮花麗，瑞露浮樽法酒香。邂逅鸞台修故事，遂令牛走被餘光，濃恩恰似朝來雨，散作槐廳六月涼。”——《實錄成賜燕禮部》
不過這時，與修實錄的翰林們，對兩三年來辛勤的成果和皇帝的賞賜，內心似乎並沒什麼欣慰可言。徵明詩中的“濃恩恰似朝來雨”，恐怕也隻是應時應景的表麵文章。多日來，翰林們的臉上，時常流露出一種無可掩飾的忿憤不平之色。
大約五月下旬晉京的張璁和桂萼，可能對朝官和都眾對他們的仇視，早有耳聞。所謂先朝馬順故事的重演，也喧騰人口；因此入都之後，都盡量小心規避，以免節外生枝。桂萼躲藏在寄寓之中，懼不敢出；張璁過了數日之後，始往宮中朝見。步出皇宮時，唯恐遭人伏伺，趨出東華門，藏匿武定侯郭勳家中。郭勳是開國元勳贈“榮國公”郭英的六世孫（一雲五世），大概想從這場議禮之爭的漩渦裏獲取富貴，因此喜出望外，和張璁約為內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