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自昔興”，意味著此論“古已有之”，李應禎並非始作俑者，因此並非有意與尊長針鋒相對。
“……自粗歸精，既據妙地，少自翔異，可也。”這句接著而來的論點，顯然也是為婦翁預先留下餘地。但，要在另外一篇文章——《書述》的結尾，才能看到“既據妙地”者，“少自翔異，可也”的含意與呼應：
“……太仆資力故高，乃特違眾，既遠群從（宋人），並去根源（按，指晉唐書家楷模），或從孫枝（按，指宋中葉以後書家）翻出己性，離立筋骨，別安眉目；蓋其所發奴書之論，乃其胸懷自熹也。”
類似這樣，祝枝山一麵在文中為嶽丈預留餘地，一麵針砭奴書論的繆執，不止一處。例如，他在《奴書訂》的尾聲，為奴書論者作了個譬喻，斥此說之矛盾和荒謬：
“……學為賢人，必法淵賜，晞聖者，必師孔；違洙泗之裒曲，而曰為孔顏者‘奴賢’、‘奴聖’，可乎？”
但是，就在這篇文章的前半段，他就為李應禎留下了另一個伏筆：
“……今人但見永興勻圓、率更勁瘠、郎邪雄沉、誠懸疆毅，與會稽分鑣，而不察其為祖宗本貌，自粲如也……”
這又意味著，有根基、天資如李應禎者，有能力改變古法，創新書風，發些狂放自熹的論調，也可以諒解。隻是後人不可以泥習耳聆，執其言而失其旨，盲從妄動罷了。
多災多難的蘇州，經過嘉靖二、三年連續兩個凶歲之後，到了嘉靖四年，在和風細雨的吹拂下，禾苗一片油綠，人人都認為否極泰來，總算盼到了一個豐年。
七月，在祝枝山寫下流傳千古的《月賦》前後，人們忽然發現，已經結實累累，秋收在望的莊稼，有了枯萎的現象，而且日益嚴重。經枝山好友潘崇禮鑒定，是蝗災的前兆；注定又是一個荒歉之年了。眾人在恐慌、絕望之餘，隻好聽信農業儒行的半岩處士潘崇禮勸告，用紗網盛裝捕捉來的蟲樣，請吳縣楊令奏請朝廷，減免租稅，以抒民困。然而，這也隻能說是絕望中的一線希望而已。
致仕後的祝枝山，為了修築“懷星堂”以為晚年棲身之地，已耗盡了大半積蓄和家產。前年六月，七十六歲，寡居四十餘年的繼母，與世長辭；喪事，複加以連年的荒歉，對不事生產的他而言，無異是雪上加霜。許多師友的凋零和遠行，使六十六歲的他，更覺得孤獨和岑寂。好在錢元抑致仕南旋，重度其絳帳授徒的生涯，和祝枝山偶相過從，對後者未嚐不是一種慰藉。文徵明次子文嘉（休承），對父親的知友，頗為仰慕與敬重，不時遣人到懷星堂問候。
當他聽說文嘉將手勒黃庭經入石的時候，心裏就愈加快慰。他生平最重黃庭經，臨寫無數；黃庭經，也代表他小楷的最高成就。以黃庭經刻石，使王羲之的書學，昌明於世，使他有深獲我心之感：
“……邇日英俊雲烝，青衫亦起，永和容彩，當由嘉靖吳州而還也乎？……”祝枝山在《與休承》（注六）信中，禁不住大加稱讚。
此外，他也為好友徵明，能有如此佳兒，光大其誌業，感到慶幸。而祝氏內心的欣悅及期盼之情，更躍然紙上：
“……足下家門傳硯，會而通之，良勝！良勝！幸為速鳴鐵；拙者老矣，邈辭中郎一揖虎賁，豈非耄耋一快哉！”（同前注）
有關流傳下來的黃庭經摹本和拓本，就祝枝山眼目所見，唐臨者，僅有殘本。較早而完整的，有宋高宗的拓本。不過，他認為晉唐以後，寫黃庭經成就最高的莫過於趙孟頫，因此，信中，他不免又把嶽丈李應禎譏為奴書的趙王孫，大大的讚譽一番：
“……子昂秀出，會稽之跡，蹈武交偏，往複諄煩，小楷尤臻高第，故今人間傳本，獨承旨耳。……”
秋天九月，在往年正是菊黃蟹肥，登高賦詩的時候，而蘇州人的心緒，卻仍舊籠罩在陰霾之中；蝗災凶歲的境況，雖經巡按監察禦史朱大人以蟲圖、蟲樣馳奏朝廷，但路途遙遠，一時未得旨意，地方官吏，自然無法定奪。
某日，祝枝山自闔閭子城日華裏的懷星堂，往訪文嘉。文嘉深知這位父執拮據的近況；自然，他也想使年邁多病的著名書家，能在停雲館帖中，留下不朽之作。美酒佳肴外，也特意設下繭絲紙和上好的筆墨，以引發他的豪興。祝枝山果然乘興揮毫，以行草體書《古詩十九首》。文嘉亦禮數周到的，奉以豐厚的筆潤。同月，枝山又以一幅草書為報，並題於後；這些難得的晚年書跡，其後一並刻入停雲館帖中（注七）。
對於《古詩十九首》，祝枝山有著特別的偏好：
“餘每愛書古詩十九首，不啻王子敬之書洛神賦。……”（注八）祝枝山在其正德十二年春所書《古詩十九首》後記寫。
嘉靖五年二月，文徵明則在北京跋祝氏《古詩十九首》（注九）；不過那本《古詩十九首》，書於嘉靖三年七月十六日，並非文嘉所求得者，由此亦足證祝氏愛“古詩”之篤，寫“古詩”之勤。巧的是，文徵明跋祝氏所書“古詩”前後，祝枝山則在蘇州為文氏所繪《潘君子大水勸農圖》，作洋洋一千二百餘言的記敘（注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