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此險象環生的水上之旅，是否為陳淳此行親身體驗，以致有感而書，不得而知。但回到白陽山後，他的精神體力，就一蹶不振。禍不單行地，他的兩個兒子，一個兒婦和長孫（注九），在短短期間內先後離開人世。這倒真如杜甫詩中所說的“蒼茫不曉神靈意”了。
在他生命末期的“有感”詩中，已經完全失去了一年來山居所散發的光彩：
“老覺今年甚，愁懷與病俱；兒曹半凋落，事業總荒蕪。倦借藤床臥，行教竹杖扶，不須存妄想，閑適是良圖。”（注十）
嘉靖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陳淳默然而逝，享年六十有二。
“君有雲林之飄灑而無其癖，同石田之高潔而通於和；豈真所謂‘遠性風疏，逸情雲上’者耶？”（同注五）
回想白陽山的邂逅，那不羈的性情光芒四射的才華，張寰無限悵惘地為陳淳作了蓋棺之論。
嘉靖二十一年臘月二十一日，武原李姓友人，不遠數百裏前來吳門，慰問晚年喪偶的文徵明。
篝燈夜譚時，話題由臘月的天氣轉到北宋李營丘所擅長的寒林景色。文氏所作《寒林鍾馗》中的寒林，凜冽肅殺，已充分表現出李營丘的家法。一時不由得技癢，乃抽筆邊談邊寫，古幹枯枝，錯落的石塊，紆曲的溪流，把視線引向迷濛幽深的遠方。圖成之後，不知不覺間，已漏下四十刻的深夜。時雖歲暮，而天氣和煦，與畫幅間所流布的陰冷之氣，反倒形成一種有趣的對照（注十一）。
音訊久已沉寂的楊循吉造訪停雲館，出乎文徵明的意外，更大出蘇州人的意外。他已八十五歲高齡，又常年隱居支硎，識得他的人已經不多。後生晚輩，有的僅知其名，聽過他所以被稱為“顛主事”，和令人受窘的一些青年往事。也有的記得正德十五年，他應召往南京行在伴駕，行前奇裝異服，對地方官大肆奚落的行徑。
幾年前致仕的顧璘，決心往來金陵和蘇州間，多與蘇州父老詩酒雅集，他向文徵明透露一件憾事：
顧璘久仰楊循吉才名，但緣慳一麵。那次路經吳縣，知循吉在嘉靖初年，築室於支硎山下，乃以金幣一枚為贄見之禮，扣廬往訪。兩人一見如故，促膝論文，歡洽異常。不久，知府遣使，折簡邀請顧璘赴宴；楊循吉聞言，臉色忽變，立刻下令逐客：
“野人安敢與貴人爭客！”（注十二）
啟碇前，循吉又命兒子，將作為見麵禮的金幣，投擲顧璘舟中，以示不屑與之往來：
“即汝呼，慎無複應。”他囑咐少子。（同前注）
第二天一早，顧璘親自前往謝罪，任憑如何叩門，楊循吉隻是堅閉不納。知道事情始末的人，無不認為循吉不近人情；但度量寬宏的顧璘，卻並不介意，他以此告誡途經蘇州的賢士大夫：
“過吳不可不造楊先生；然亦毋易造楊先生也。”（同注十二）
數十年來，文徵明經常受托為行狀、傳記和墓誌銘。楊循吉於《董氏誌》中，嚐論文章家多偽書；無論何人，隻要束帛乞銘，寫文章者，不管其人品，行為和勳業如何，便來者不拒，大加揄揚。這類文章，不僅影響到墓誌的可信性，也壞了史料的來源：
“……人死，凡有力者便得銘，無不以為忠臣、孝子、慈母、烈婦、廉士、才人也。夫賢者固不若是之多也。則文安得不壞。而天下之誠、忠、孝、慈、廉、才者，何怪乎人之不信也！嗚呼，真偽相亂，史何徵焉……”（注十三）
此論雖非對文氏而發，文徵明落筆墓誌前，卻不得不格外慎重。
對於詩，循吉也別有見地：
“予觀詩不以格律體裁為論，惟求直吐胸懷，實敘景象，婦人小子皆曉所謂者，然後定為好詩。其他餖盯攢簇，拘拘拾古人涕唾者，亦木偶之假線索以舉動者，吾無取焉。……”——《序國初朱應辰詩》（注十四）
文徵明的詩，兼法唐宋，與楊氏同樣，不拘於格律體裁。但他隻求溫厚和平，不避用典，也不刻意堆砌。倒是他的高足陳淳，詩中絕不用典，而清新暢達，寫景應物，傲兀自放，與楊循吉頗為同調。
正德十五年冬，人們指為因未得授官，而自南京行在乞歸的楊循吉，實則係奉命返蘇，裝束後，再直接到北京赴命。但對他而言，這次北上，卻是一個徹底的悲劇。
赴京時，他帶著元配趙氏所生的二子同往，希望能開拓一番新的事業。青年時代的致仕出京，雖然士林稱高，實則誤信命相者言，以為壽命有限；不意到了兩鬢飛霜之際，依然健在。靜中自思，禁不住滿懷悔恨：
“……有官不作身日卑，無財可悅親益離；古之高行，豈汝能追？弗蒙其享，但招寒饑，原憲長貧，李廣數奇，命也！”（注十五）
由於多年的貧困與悔恨，使他很想借正德皇帝對他詞曲的欣賞，重新創建一番事業，以求封妻蔭子，彌補往昔之失。隻是，他仍舊無法擺脫命運的作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