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寶笈》頁一〇八九，載有《明文徵明後赤壁賦圖一卷》，列為：“次等，宙三”，附注：《貯禦書房》；想亦清帝日理萬機之暇，偶一披覽的古跡。
圖為絹本，著色。後幅有文徵明行書《後赤壁賦》及款識，再後則有明賢題跋數篇。
單從這則著錄中的款識而言，和文徵明與知友徐縉（子容）當時交往的情形，頗相符合；但，就卷後的題跋而言，則令人不能無疑。
“徐崦西所藏趙伯駒畫東坡後赤壁長卷；此上方物也，趙鬆雪書賦於後，精妙絕倫，可稱雙璧。……”文徵明在識中寫。
“崦西”，乃徐縉之號，徐氏居吳縣洞庭西山，是已故太傅王鏊的子婿。王鏊、徐縉翁婿，備受朝廷禮遇，多所賞賜，款識所稱該卷書畫雙璧，為上方之物，自是可信。識中接著敘述：
“……餘每過從，輒出賞玩，終夕不忍去手。一旦為有力者購去，如失良友；思而不見，乃仿佛追摹，終歲克成，並書後賦，聊自解耳，愧不能如萬一也。……”
徐縉中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文徵明嘉靖二年入京，授翰林待詔，徐氏居官早文徵明十六七年。其致仕在嘉靖九年前後，晚文徵明三四年之久。二人雖是多年好友，但真正杖履偕遊、析賞古書名畫，或請文徵明揮毫染翰，圖寫徐縉府的奇花異卉，則是嘉靖十幾年後的事。識中所謂：“餘每過從，輒出賞玩”，顯非虛語。至於名跡為有力者購去，如失良友，悵惘之餘，乃心追手摹，聊以自解；在蘇州亦不乏類似的前例。所以，單就款識來看，無論所指人物、書畫名跡、失畫的時間，和鬱積在心中的情緒表現，都讓人覺得真實感人。在敘述文徵明思而不見，仿佛追摹的過程之後，識中也不忘表現文徵明生平慣有的謙虛性格：
“……昔米元章臨前人書畫，輒曰：
‘若見真跡，慚愧煞人’；餘於此亦雲。”
年款署為：“嘉靖乙巳秋九月十有二日”；“乙巳”為嘉靖二十四年。
據《蘇州府誌》頁一九五七所載，徐縉“以母喪哀毀，逾三年卒”。複依《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四七一“徐縉”條，其母王氏卒於嘉靖二十一年，以此推算，徐縉當卒於嘉靖二十四五年間；就文氏追摹趙伯駒赤壁圖的時間而言，亦屬合理。
不過，在文徵明的圖、賦、款識後麵，再接以吳寬、李東陽、許初、文嘉、王穉登諸跋，就頓時破綻畢露了：
許初、文嘉、王穉登，為吳地後起之秀，嘉靖二十四年，盡皆壯齡。三跋真贗，姑且不論；但，吳寬卒於弘治十七年，李東陽卒於正德十一年，均可謂“墓木已拱”，仍能跋文徵明嘉靖二十四年的赤壁圖賦卷，實在不可思議。
從各種著錄和遺跡來看，進入古稀以後的文徵明，其法書常為門弟子與蘇州名士，以之與日臻純熟的仇英畫作，聯為合璧，兩者相形益彰，使藏者視同瑰寶。
仇英的紙本、著色《雙駿圖》，隻落名款，並未署年，不知作於何時。兩個圉人，各執一韁相對而語。一馬挺立，一馬掀蹄搖尾，作欲嘶鳴狀，姿態極為生動。兩匹馬目光如電，予人一種氣骨不凡的感覺。上方，則為文徵明行書《天馬賦》，款署：“嘉靖庚子春三月廿六日，徵明書於停雲館”（注一）
“庚子”為嘉靖十九年，徵明七十一歲。所書《天馬賦》，為北宋米元章所撰：
“高君素收唐畫禦馬，翹舉雄傑；感今無此馬，故賦：‘方唐牧之至盛，有天骨之超駿，勒四十萬之數，而隨方以分色焉，此馬居中以為鎮。……’”
然而不知何故，短短十九字的“賦序”中，竟然漏掉“翹舉雄傑”四字。其後賦中，顛倒誤漏，也有數處。如：“蹄踠踣以風迅”，文書誤“踠”為“椀”。再如：“橫馳而世充領斷，鹹絕材以比德”，文書誤為：“橫馳而世充領，鹹絕材斷以比德”；餘不贅述。
以文徵明生平之謹慎，為學之認真，似乎不應有這樣明顯的誤漏。
嘉靖二十一年九月廿一日，也就是吳氏夫人逝世後的一個月，心境哀淒、孤寂的文徵明乘舟前往昆山嶽家。舟行途中，前南京刑部尚書周倫的季子周鳳來，取出仇英作《趙孟頫寫經換茶圖卷》相賞。周氏藏有趙孟頫以般若經換茶詩，他請仇英以生花妙筆，繪出趙孟頫這段足以媲美王羲之寫經換鵝的風雅趣事。現在則請文徵明書“般若心經”，不但與仇英圖卷合璧，也與趙孟頫的換茶詩，那段流傳千古的風雅故事，遙相呼應。
嘉靖二十二年，即文徵明為一生清正貧寒的劉麟，作《樓居圖》那年的除夕，仇英作水墨鍾馗，文徵明為書元朝詩人周密（草窗）七古一首於上。
三十年後，徵明次子文嘉憶及此事，依舊興味盎然：
癸卯除夕，正家家守歲，準備迎接新年之際，仇英則以四尺長絹，作水墨鍾馗。獰猛的鍾馗，倒提三尺寶劍，與狂鬼廝殺得天愁地慘。文嘉、王穀祥、陸治適時到訪。陸治見了，讚不絕口，仇英則慨然以贈。陸治更乘興揮毫，為之補景。
當一行人到了停雲館時，文徵明看了，也覺得生動有趣，不禁技癢，憶及周密詩中所描寫的陰森鬼氣，遂題寫其上：
“……綠袍烏帽聘行事，拃腦刳腸天亦愁。中有巨妖誅未得，合駕飆輪霹靂；如何袖手便忘機，回顧東方已生白。”（注二）
談到一夕之間，仇英畫鍾馗、陸治補景、文徵明書詩，三美並具，文嘉以為“一時奇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