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任何記載表明慈禧太後曾經支持過基督教。在她六十大壽時，盡管她接受了一份中國基督教女信徒送給她的賀禮--《聖經》，但我們並不知道她是否閱讀了這本書。曆史上，慈禧太後對西方宗教最友善的時候是在1902年2月她從西安返京之後。這一時期，她正式接見了主教樊國梁（法國人，義和團運動時期北京西什庫教堂北堂主教），並對其大教堂遭到義和團襲擊表示誠摯地道歉，同時還承諾她將像對待其他大清子民一樣對待基督教徒，不會予以區別對待。
雖然在她的統治時期，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的數量急劇增長，但慈禧太後對於西方世界僅僅是一個名字而已。因此，西方人是無論如何不會意識到慈禧太後的影響力的，不管這種影響是好是壞。即使這樣的影響力已經存在了。此時，歐洲對中國的滲透幾乎也是以同樣的方式進行，即傳教士首先作為先行部隊進入中國，商人、炮艦緊隨其後，最後一步則是在中國建立“殖民地”或取得“特許權”，或通過製造事端而全麵占領中國口岸以及“中國內陸地區。”
為了阻止西方列強以這種方式入侵中國，大清不得不把精力放到如何抵製外來侵略這方麵。因此，慈禧太後和她的心腹李鴻章開始商量起對策來。根據大清多年來對外經驗，真誠與西方談判是沒有用的。西方列強的入侵不管是出於宗教目的、貿易目的還是政治目的，中國對於他們而言，都是一個令人垂涎三尺的獵物。因此，要盡量在這些貪得無厭的西方列強之間製造矛盾，使其彼此間產生分歧並相互猜忌，以此拖延時間。這個政策被李鴻章稱為：“弱國外交政策”。
此時此刻，在慈禧太後的故事中，我們將會看到大清是如何努力應對嚴峻的傳教士問題。但先讓我們暫時將此事擱置一會兒，來關注一個比其他問題更緊急、更突出的問題，即：由基督教問題引發的大清與世界各國的衝突問題。
我這裏所記錄的不過是把人們對於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看法集合起來罷了，這些看法來源於：開明的中國人、明智或愚笨的外國人、官員、商人、記者、環球旅行者以及軍隊中的傳教者、英國國教徒、羅馬天主教徒以及無數教派的新教徒。通常來說，把這些人的看法收集起來主要是為了對人類心智進行研究。然而，本書並沒有如此野心，這些不多的附帶信息將會給其他研究此話題的研究者提供參考，我對此已然感到滿足。
所有中立的西方觀察家都承認，中國是世界上對宗教問題最為寬容的國家，上層階級一直被灌輸的是儒家的中庸思想，而下層階級的人由於迷信而能夠接受所有可以阻止戰爭發生的神靈。長期以來，儒釋道三家思想，能夠和平地共存於中國的大部分地區。因此，按理來講，當第四種教義來到時，人們也同樣不會排斥。如果儒教不排斥佛教、佛教不排斥道教、道教不排斥佛教，如果一個中國人能夠同時真正的忠誠於孔子、佛陀和老子，那麼這三個教派的信徒們是怎樣團結起來一致排斥外來基督教的呢？
基督教在進入中國的時候，顯然它不具備儒家思想的中庸，也不具備佛道思想的隨合。它既沒有向它的競爭對手們伸出友誼之手，也沒有在碰麵時禮貌寒暄，入鄉隨俗。並且，基督教的教義與中國傳統相衝突，它不允許它的信徒遵循傳統，世界上任何地區古老的民族風俗都不能遵循。在基督教中，基督教教義高於法律。這使得中國一些受過教育的人和西方傳教士的批評者有著一樣的看法，即：基督教企圖建立政府中之政府、主權內之主權？。
對自己的祖先頂禮膜拜，這是孝心到了極致的表現，是中國人最神聖的信仰。它在中國人心中地位超越了中國其他三種主要信仰，並對其它三種信仰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的伊斯蘭教也接納中國人的祖先膜拜。
但從十七世紀開始，北京的耶穌會士（耶穌會也就是國內的耶穌教，國外稱新教。基督教廣義包括天主教，東正教，新教。）建議朝廷允許改變信仰，這種傳統開始改變了，不論是羅馬天主教還是新教都強烈抨擊“祖先崇拜”，不允許它們的信徒遵循非基督教的信仰。改變漸漸開始了，每個城鎮和村落中諸如驅逐帶來瘟疫、霍亂等疾病的魔鬼的一些儀式、一些為安撫盛怒的神仙而進行的戲劇表演、一些祭拜神的生動的場景都被禁止了。此後，一些原已加入基督教的當地信徒也開始辱罵上帝和他的崇拜者。這給基督教增加了額外負擔，因為教徒的退出將使得基督教收到的公共基金銳減。